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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科学的一场新的革命
——浅谈亲子鉴定

沈 芯 吉 *

【摘 要】 亲子鉴定技术是人类医学和生物技术高度发展的科学产物,被称为是法庭科学的一场新的革命。本文首先阐述了亲子鉴定的来源、发展以及当今现状，然后结合外国的立法就亲子鉴定的适用原则和健全制度方面提出了一 些建议。
【关键词】 亲子鉴定 适用原则 制度

亲子鉴定是近代法医学术语, 原是指用医学、生物学以及遗传学等科学的原理和技术来鉴定有争议的父母与子女间是否存在着亲生血缘关系。因多数情况下孩子的母亲是确定的，而要鉴定有争议的“可疑”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亲缘关系，故亲子鉴定又称父权鉴定，或者亲权鉴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学水平的提高, 尤其自20 世纪末期以来, 亲子鉴定概念已大为扩展, 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 均远非昔日可比。所谓内涵扩展, 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更为成熟、完善,鉴定结论更加准备、可靠； 而外延的扩展则表现为目前这类鉴定的被检测对象已不再局限于直接相邻的父母与子女两代个体, 一方面对隔代, 甚至隔数代的(包括旁系) 个体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已有可能作相应的鉴定, 另一方面, 通过对胎儿, 甚至胎胚的某些遗传标记检测, 也可进行相关的鉴定。因此, 也许用亲权鉴定或者血缘关系鉴定来代替亲子鉴定更为确切。[1]
一、亲子鉴定的来源以及发展
秦汉以来，我国就出现了这类亲权鉴定的记载。对于死者一般采用滴骨认亲方式，如三国时代谢承《会稽先贤传》载有“陈业之兄渡海殒命，时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烂而不可辨别，业仰天泣曰‘吾闻亲者血气相通！’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沁入。余人皆效而滴血，苟其至亲，皆沁入无异”。[2]这是以弟血滴兄骨的记载。后又有以子血滴父骨, 父血滴子骨等案例记载。至宋代, 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将这种滴骨验亲法收入《洗冤集录》中。《洗冤集录》还记载了解决活人之间的亲权的一种接近于血型检验的“合血法”。其方式是"滴血认亲"，认为"血相溶者即为亲"。谓：“亲子兄弟，或自幼分离，欲相识认，难辨真伪，令各刺出血，滴一器之内，真则共凝为一，否则不凝也”。[3]不过，以现代科学分析，上述的古老方法并不可靠。因为人类的A型、B型血是能够溶合在一起的，如果以所谓的“和血法”检验两名分别是A、B血型的人，其血液虽能溶合却没有亲子关系。不过这些方法虽不科学, 但说明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血型遗*传问题，并进行亲权鉴定。这些检验方法，因受时代条件的限制，未能进一步作科学研究，但有启蒙意义，是现代血清学和遗传学的萌芽，是亲子鉴定的先声。
19 世纪末期的孟德尔遗传定律在理论上为亲子鉴定奠定了科学基础。紧接着相继发现ABO 、MN 、P、Rh 等一系列血型系统, 其遗传方式都符合孟德尔定律。于是, 以血型检验为基础的亲子鉴定开始在德国等西方国家登台亮相。血型检验的检材最主要是血液。血液采集方便, 检测时处理相对简单, 尤其是现场采取, 不但直观, 而且能保证不被污染, 至今仍被认为是亲子鉴定的最佳检材。但由于每个血型系统所能检测出的表型种类有限(例ABO 为4 种, MN 为2 种,P 为2 种), 故少数几个血型系统的检验结果, 不能有效地区分不同的个体(即多态性较差) 。只有当被鉴定的可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型违反遗传规律时（如被检“父母” 都是O 型, 而孩子是A 型），可做出可疑父母与孩子无亲缘关系的否定结论;而当可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型不违反遗传规律时，便不能否定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当然也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因此，这一阶段的亲子鉴定实质上是亲子否定。为此, 埃森•莫勒提出了亲子关系概率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并认为该值达99.173 % 以上, 即能认定被检人之间的亲子关系。[4]为了达到这个认定标准, 往往需要进行近20 个或更多个血型系统的检测。
人类白细胞抗原(HLA) 系统的发现及应用, 使亲子鉴定的质量得到大大提高。HLA是人类高度多态性遗传标记，其各种表现性的组合高达数万种，仅是HLA系统的亲子鉴定能力就远远大于已发现的红细胞血型的总和，使“亲子否定”向“亲子肯定”迈出一大步联合使用红细胞血型和HLA，不仅可以使非父排除率大大增加，而且对于不能排除亲子关系的案例，绝大多数可以得到肯定的结论。
1985年，英国遗传学家jeefreys建立DNA指纹技术。同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MOLLIS发明了PRC技术（又称体外DNA扩增技术）。[5]这不但大大提高了否定亲权的机率，而且还可以肯定亲权。DNA多态性具备孟德尔遗传规律和终身不变两个基本条件。一滴血、一根毛发、一个细胞都可以准确鉴定，甚至对于尸体和早期怀孕的胚胎（6－8周）亦可准却进行鉴定，而且还可以将标本基因提取后长期保存，以便以后重复鉴定。。DNA亲子鉴定是目前最为准确的鉴定方式，利用这种鉴定方法非亲子关系的排除率为100%，亲子关系的确认率为99.99%。DNA分析图像被喻为“人体身份证”。[6]
二、司法实践中提起亲子鉴定的种种情况
提起亲子鉴定的情况，绝大多数发生在夫妻之间。一般发生在离婚案件和追索抚养费案件中。如丈夫怀疑妻子有“第三者”而起诉离婚或拒付抚养费，一方或双方要求鉴定子女是否丈夫亲生 。这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发生较多，这主要由于男、女双方在生育子女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男方提出申请亲子鉴定的目的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可以在处理婚姻纠纷中处于主动地位，二是可以不承担小孩的抚养费，可以不抚养小孩，有的甚至对以前抚养小孩的费用要求女方支付。三是有的男方认为可以因此解除其小孩是否为其所生这一“心病”。另外，在涉及婚姻案件时，妻子主动提出其婚内所生小孩不是其丈夫所生，若男方不予认可，女方即提出申请，要求作亲子鉴定。其原因主要是：一是妻子要抚养小孩，且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二是妻子另有隐情，如该子女的亲生父亲为抚养小孩对其提出要求等。这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较少。还有在收养案件中，妻子怀疑丈夫所提出收养的孩子系其在外养下的“私生子”,企图通过合法的收养手续认领回家，故女方出于追究男方与该收养孩子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的动机而申请亲子鉴定。
未婚男女婚前同居或者发生性关系，女方怀孕，男方不认账或怀疑自己的父亲身份，男方要求亲子鉴定；已婚妇女与“第三者”或未婚妇女与已婚男子之间发生抚养费纠纷，女方怀孕，男方坚不认账，而产生诉讼，生下子女后，起诉要其承担抚养费，男方要求作亲子鉴定；有的是已婚妇女为继续与“第三者”保持通奸关系不成，提出子女是与“第三者”所生，要其承担抚养费，男方要求作亲子鉴定；也有的是妇女与丈夫离婚后，告“第三者”称子女为其所生，要其承担抚养费，同时提出鉴定要求。
还有一种情况是父母怀疑医院将婴儿搞错，从而发生纠纷，要求作亲子鉴定。
三、亲子鉴定的适用原则
亲子鉴定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刑事侦破、司法鉴定。然而，从民事审判来说,婚姻法、民事诉讼法等等无论从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均未对亲子鉴定进行规范。“亲子鉴定问题，我们国家目前尚无任何法律来认可或规范其程序及效力，所以，它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点。” [7]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1987）》（以下简称《批复》）强调“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作为处理亲子关系诉讼的原则，给予妇女儿童的利益优先保护的地位，注意安定团结的维护，似有维护已稳定的亲子关系的意思，为我国民诉法引进如上述的立法例提供了基础。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涉及到亲子鉴定时，一般应坚持如下原则：
（一）当事人主动申请原则。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时，审判机关即使对“父子”关系有怀疑，也不能主动依职权委托有关部门作亲子鉴定。这是我们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时必须遵守的前提和原则，也是体现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儿童）的具体要求。只有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向法院提出作亲子鉴定的申请时，审判机关才能考虑是否启动亲子鉴定的程序。如一方或双方没有提出这一请求，即使在亲子关系上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或疑异，审判人员还是应该按正常的婚姻家庭案件来处理。
（二）当事人自愿原则。最高院《批复》为“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３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的，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但是何谓“必须”鉴定的情形呢?我国至今的法律没有对此作出解释。根据我国审判实践的情况,一般是当真正事实与现象事实不一致的盖然性高于两者相一致的盖然性时,即是“必须鉴定”的情形。以离婚为例,申请否认亲子关系提供的基础证据使得非亲子关系的盖然性占优势,又在诉讼时效内,就符合“必须鉴定”的条件。如夫无生殖能力或者有证据证明妻子与他人有通奸、同居事实等等。但是从社会稳定意义出发, 民事案件中应当仅在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进行亲子鉴定时准许作亲子鉴定。其理由是: 首先，亲子鉴定是公民的一种人身权，当事人一方不同意作亲子坚定, 是对自己人身权利的处分。如果强制鉴定, 实质上是对人身权和人格权的间接侵害。而且亲子鉴定在具体操作时需要双方及其子女的配合，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因此法院一般不应该通过强制的方法来进行鉴定。如果没有另一方的配合，要作亲子鉴定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所以，亲子鉴定涉及的当事人必须是自愿鉴定，这个原则是坚决不容动摇的。因为这涉及的是当事人的基本宪法权利，在德国这个宪法权利被解释成为“信息自决权”， [8]是自决权的一部分。无论是涉案的子女还是涉案的成人，都必须得到他们明示的同意才能获取他们的身体基因样本。2005年1月12日，德国联邦法院BGH通过了判例进一步。其次，从证据的角度来说亲子鉴定结论也是一种证据，一方当事人有权利向法庭提供证据，但不能通过强迫另一方配合或协助来取得证据。对于亲子鉴定这一问题来说，提出申请是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但另一方当事人从法律上有权予以拒绝。法律既然没有规定一方当事人有配合、协助另一方当事人举证的义务, 男女任何一方不同意亲子鉴定, 都不应承担所谓不配合举证的法律责任。再次，亲子鉴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和社会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在现实生活中, 基于种种原因, 不少案件中的男方对与自己已经形成抚养关系的孩子的血亲情况是早已清楚的, 往往对妻子表示过同意将非亲子作为亲子抚养, 但若干年后, 由于夫妻间的矛盾, 男方提出非亲子问题, 这显然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最后，从司法实践上说，强制鉴定，即“必须鉴定”的界限很难作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过大，反而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宜多提倡作亲子鉴定。最近，德国司法部女部长崔普惠斯在接受德国著名妇女杂志《碧姬》采访时表示，如果男方未经女方同意，擅自做亲子鉴定，将被控侵犯人权罪，处以最长一年的有期徒刑，相关的实验室也会受到法律制裁。这项法律条款是即将于2006年出台的基因法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个人基因数据。可见，在提倡法律权利的保护方面，外国比我们走得更远。
既然亲子鉴定实行严格的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那么在一方不同意做亲子鉴定时，法院就根据就是双方的证据来做出裁判。我国缺少专门的证据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过于简单，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证据规则》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这样，如果一方能够提供无生殖能力的医学鉴定结论，怀孕时双方没有同居的证据，子女外貌特征与男女双方的种族特征不同的证据等等；而另一方当事人坚决不同意亲子鉴定, 又不提供其他足以替代亲子鉴定证据的证据, 则应该由该方当事人承担不举证的责任和后果。按照盖然性优势规则, 显然应当认定申请方提出的主张成立。
（三）视情况征求子女意见。亲子鉴定不仅仅是涉及到夫妻二人的事情，实际上更多的是涉及到该子女当前和将来的成长和生活。子女是无辜的，夫妻双方所作的一次亲子鉴定，有可能对他们带来一辈子的负担和包袱。因此在是否作亲子鉴定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征求子女的意见。在是否进行亲子鉴定或者是否承认亲子鉴定结果方面，美国最高法院从“子女最佳利益”的理念出发，认为子女有知道双亲的权利、接受亲情的权利和藉由父子关系有否确定，而使父母适切地履行其经济上与非经济上的权利。在确认亲子关系存否的事件中，若知悉生父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时，受诉法院承认亲子鉴定结果得作为证据资料。相反，若子女不愿知悉生父，或知悉生父并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际，例如婚生亲子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具有亲子生活的事实与意思，且表见父母适切地履行父母的责任时，判例法运用衡平法原理，在法律上维持该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得变更。[9]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亲子关系的安定性。其他国家也多有类似的规定。一般而言，不适用亲子鉴定或者不承认亲子鉴定结果主要有以下的原因：已成年或者已达一定年龄的子女拒绝进行亲子鉴定；真实血缘关系的发现不利于维护现有的稳定的亲子关系，不利于子女利益的保护。故笔者认为法庭应该充分考虑子女意思自由表示，如其强烈不同意作鉴定，人民法院不应同意申请人作亲子鉴定的请求。
（四）从严掌握。亲子鉴定涉及到亲情、婚姻、财产、名誉等多方面的问题，应从有助于建设和睦、团结的家庭，有利于整个社会良好的风尚和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及成材角度出发，必须从严掌握。在法国法，亲子共同生活的事实或时间经过，亲子关系不问有无血缘联系均因而确定，不能加以争执，自然也无亲子鉴定适用的余地。[10]同时，作亲子鉴定时一定要做到程序合法，即整个鉴定过程都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不能走捷径。只有程序合法，才能确保实体公正。
四、健全亲子鉴定制度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生活带来幸福, 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刀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也用来杀人。”亲子鉴定正如其他科技发展一样,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负面效应也不可低估。根据我国证据法的规定，鉴定结论是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的证据之一，但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批复》指出“人民法院对于亲子关系的确认，要进行调查研究，尽力收集其他证据”，“对亲子鉴定结论，仅作为鉴别亲子关系的证据之一”。在亲子鉴定过泛过滥的今天,更需要在制度上对其加以规范。
1、建立省级亲子鉴定委员会制度。目前，我国对亲子鉴定缺乏统一的、专门的管理，鉴定的部门很多，不但有公、检、法的鉴定部门，还有血液中心、研究所、高等院校、公司等，甚至一些中小城市的某些专业单位为了搞“创收”，即使条件不具备乃至根本无条件也受理亲子鉴定业务。笔者建议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亲子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会应包括亲子鉴定技术专家、法律工作者、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由他们具体认定、考核、指导该地区的亲子鉴定工作，对亲子鉴定结论进行复议，协调亲子鉴定中的各种矛盾。鉴定委员会统一组织实施对鉴定单位的达标考核，向达标单位颁发“亲子鉴定受理许可证”，未经批准或者未达标的单位不得承接亲子鉴定业务。鉴定委员会还应该制定鉴定人资质认证制度。明确鉴定人员的资格，对鉴定人员既要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也要进行有关的法律知识及职业道德培训，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法律意识，还应定期进行专业知识的考核，以使他们始终处于专业的最前沿。
2、建立统一的亲子鉴定技术质量标准。首先，确立亲子关系的认定标准。以国际上通用的亲子关系概率≥99.73%作为最低的“认定”具有事实上的血缘关系的最低标准，[11]低于此标准的，应增加遗传基因座的检验数目，以提高亲子关系概率。其次，确立亲子鉴定技术规范。包括用于亲子鉴定必须检验的遗传基因座目录、推荐基因座目录以及相应的基因频率数据库。最后，建立必要的实验室管理及认证标准。一个有效的实验室的管理规则对技术鉴定是非常必要的，在亲子鉴定中，由于技术灵敏度非常高，很容易造成交叉污染，有效的实验室管理及认证标准对保证检验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3、规范检验结论，统一定量表达亲子关系概率用语。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父权概率在理论上不可能达到100%，为了回避这一“瑕疵”或体现鉴定机构所谓的“权威性”，常常将鉴定结论表述为：某某（子）是某某人（父、母）所生。这个结论实际上将“认定”关系变成绝对的“认定”，不符合科学技术本身的原理。正确的表述方式是：不排除某某（父、母）与某某（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概率为..。采用这种结论，既符合亲子鉴定的理论，也不会降低鉴定的权威性。另外，规定亲子鉴定报告中鉴定结论部分的统一用语，力求贴切、准确和易于理解。比如概率范围在20％～30％，不大可能；概率范围在50％，不能肯定；概率范围在90％～95％，可能；概率范围在96％～99％，很可能；概率范围在99.1％～99.9％，极可能；或者概率范围在99.9％以上，肯定。[12]
4、亲子鉴定报告的复核复议制度。诉讼性亲子鉴定结论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后将作为定案的依据；诉讼外亲子鉴定结论一经发出将对有关联的个人、家庭以及子女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鉴定报告必须经复核后方可发出，且鉴定结论复核人必须由本鉴定单位职务技术较高，鉴定经验丰富，具有权威性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经复核无误，在鉴定报告上共同署名，并注明各自的技术职务和在鉴定中地位。复核人和鉴定人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另外，建立亲子鉴定复议制度，当事人有权对有异议的鉴定结论申请复议。亲子鉴定委员应当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对亲子鉴定结论进行复议，复议结论应为终局结论。
5、明确亲子鉴定失误应承担的责任亲子鉴定关系到公民的身份权、当事人的隐私及被鉴定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将亲子鉴定失误时所应承担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一方面能约束鉴定人，增强鉴定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另一方面也使得对失误追究时有法可依，这种责任应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亲子鉴定技术是人类医学和生物技术高度发展的科学产物,是“法庭科学的一场新的革命”。它解决了以往困扰司法鉴定多年的“父权”问题，为亲子关系的确认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但是，亲子鉴定又是一把双刃剑，“滥用”亲子鉴定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使家庭不睦，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在立法规范和限制亲子鉴定的同时,更要注重亲子鉴定的其伦理、社会意义上的价值。




参考书目：
[1] 邹平学.亲子鉴定真的那么两难吗[N].深圳法制报,2003.5.1.法治论坛.
[2] “亲子鉴定”之情、理、法[N].云南法制报,2001 .11. 2.法制•伦理.
[3] 程大霖.亲子鉴定的演变及现代概念[M].
[4] 刘开会.实用法医DNA检验学[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54.
[5] 程荣斌.科技在实物证据中的地位和作用[C].诉讼法学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89.
[6] 邓学仁,罗祖照,高一书.DNA 鉴定：亲子关系争端之解决[m].北京：元照出版社，2001.101.
[7] 贾双林.亲子鉴定是法律上的空白点[N].青年时讯, 2001.6.22.
[8] 江一山.司法鉴定的证据属性与效能[C].证据学论坛.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 .29 .
[9] 许仕宦.父子关系诉讼之证明度与血缘鉴定之强制[J].法学丛刊,174.
[10] 程大霖.个体识别和亲子鉴定理论与实践典型案例分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05.
[11] 颜志伟著.我国亲子鉴定现状及其法律问题初探[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5.
[12] 程大霖.亲子关系鉴定中的基因连锁与重组现象[J].法医学杂志,1999.1.
　　当前，“重人轻物”、“重案轻物”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普遍倾向，司法机关往往重视涉及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的处理而忽视对涉案财物的妥善管理，这不仅影响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针对上述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34条对涉案财物的管理予以规定完善，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研究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管理，尤其是加强对于涉案财物的保管、移送和处理等问题的实践探索，实现刑事诉讼活动“人物均衡”、“案结物清”的转变，对于保障司法活动的经济高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执法的公信力，确保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司法实践中涉案财物管理模式分析


　　（一）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


　　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1]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涉案财物管理模式。具体做法如下：


　　1.在涉案财物的保管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均具有保管责任。三家单位分别设有专用保管场所，制定各自的保管制度，指定专门的保管人员，配置相应的保管经费和保管设施。


　　2.在涉案财物的移送方面。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将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时，除不宜移送的物品外，如汽车、摩托车等大件物品、违禁品、枪支弹药等，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一般均应随案移送。法院判决后，对与本案无关的涉案物品或者应发还被告人、被害人等涉案物品则退回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再对法院退回的涉案物品办理相关手续，再退回公安机关或自侦部门，由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对这些涉案物品进行相应的处理。


　　3.在涉案财物的处理方面。法院应当在判决书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一律没收，上缴国库。对与本案无关的财物，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因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可以申请法院裁定通知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等的金融机构，将该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等上缴国库或者返还被害人。


　　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实行实物移送、分别管理，其优势在于：一是便于案件承办人员进行组织辨认、移交鉴定、庭审质证等司法程序；二是公检法三家单位对于涉案财物管理互有衔接、互有责任，保证了涉案财物管理的中立性，三是通过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于涉案财物是否是赃物、是否应该扣押、冻结可以及时实施审查，有利于对扣押、冻结措施的监督。


　　（二）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


　　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是各地司法机关针对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所作的有益探索，即涉案财物实物不随案移送，只随案移送相关法律手续，物品仍由公安机关继续保管。如在上海市某些区，公检法三家单位通过签订相关协议，明确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赃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随案移送，而保存在公安机关的涉案赃证物品，除重大案件、具有财产价值和法官经审理认为需要当庭出示的涉案款物外，一般只移送单据，赃物保存在公安机关的赃证管理部门。法院在案件判决生效后，依据判决结论开具《执行通知书》，由公安机关直接执行后将执行回执送达法院。


　　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节约成本，便于管理。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据移送避免了保管场所和人员的重复配置，既有利于司法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涉案财物的管理。二是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涉案财物由公安机关集中管理后，应当随案移送的财物就直接以单据形式移送，减少了中间的实物交接环节，提高了办案效率。三是减少周转，降低风险。从证据角度而言，涉案证据，尤其是存有嫌疑人的指纹、血液等重要生理特征的证据，一旦流转操作不当，就会大大降低其证明能力。在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中，涉案财物仅进行单据移转，减少了证据的实物流转次数，可最大限度减少因人为因素导致证据出现瑕疵，降低了流转环节发生差错、污损、灭失的可能性。


　　二、两种涉案财物管理模式的不足


　　（一）涉案财物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主体分散，权责不清。公检法三家单位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管理涉案财物，分别承担责任，看似权责明确，但在实践中，涉案财物从扣押到最后的处理，途经多手，历时较长，往往导致三家单位仅仅关注移送与否，而忽视具体的保管。对于涉案物品出现的毁坏、灭失以及后续处理等责任的承担，由于原因多样、情形复杂，难免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的现象，使得涉案物品的妥善保管和及时处理难于落实。


　　2.多方流转，风险增加。通常情况下，对于涉案证据被认为是静止不变的，但实际上，从证据法角度看，证据在扣押、保管、移送等过程中，因人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都有可能遭到破坏或者改变，这些能够增加、改变、模糊、污染或者毁灭证据的影响被称为“证据动态变化”。[2]在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存在出库清点、装车运输、入库清点、保管存放等多个环节，实物移送涉及多名接触涉案财物的人员，场所变换也导致涉案物品的保管条件和管理环境出现差异，这些都会增加证据被破坏、改变或者灭失的可能性。如在许某、王某故意杀人案中，二人将被害人杀害后分尸，装在行李箱内从上海运至安徽。时隔10个月后，该案案发，查获的行李箱体积庞大、腐味浓重，按照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公检法应对此证物进行交接移送，由于运输过程很容易导致毁坏、污损等不良后果，给实践操作带来较大困难。


　　3.三方兼管，成本过大。公检法三家单位各自配置专人、专地、专物、专财。随案移送制度要求公、检、法三家均应各自设立涉案财物的保管机构，不仅程序运作复杂，同时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财力。以检察机关内部涉案财物管理为例，按规定，公安机关在移送案件审查起诉的同时，应将相关的涉案财物移送检察机关行装部门，行装部门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后，再将涉案物品移送清单交案管部门登记备案，案管部门再将相关材料移送至起诉部门。案管部门要建立涉案物品管理台账，每月与行装部门核对相关数据，每半年会同相关部门对本院涉案物品工作进行检查分析。起诉部门案件审结移送法院时，必须填具相关单据，再次将涉案物品移送至法院。待到起诉部门报结案件时，案管部门还要检查是否有涉案物品待处理，及时提醒案件承办人处理，并向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档案部门通报涉案物品处理情况，整个涉案财物管理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司法成本。


　　4.实物移送，效率较低。据调研统计，一般案件从公安立案到最后法院判决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三家单位之间流转、处理效率更低，具体表现在：一是有的案件已办结较长时间，涉案物品却一直没有处理。据调研，上海市某区检察院审结案件中，仅2011年就有21起案件的涉案物品未及时得到处理，相关部门涉案财物管理难度较大。又如在钟某某抢夺案中，该案在2006年由检察机关审结并移送法院，检察机关同时填具清单，将该案涉案财物摩托车一辆移送法院，法院在清单上注明暂存于检察机关。该案于当年判决，判决书也明确将摩托车予以没收。但时隔6年，该摩托车依然存放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多次与法院沟通，均未得到处理。二是有的案件已经移送，但是物品移送过程较慢，影响案件的进度。实践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案件，基于承办人疏忽等原因，案件移送后，出现涉案物品未能及时移交的情况。如在陈某抢劫案中，案件已经判决生效，但涉案赃物仍遗留在办案部门，给法院判决后对涉案物品的处理带来障碍，这也反映了承办人“重案轻物”、“重人轻物”的办案意识。三是有的案件久拖不决，涉案物品就长期扣押。如部分案件因本身难度大或证据尚不充分，案件的处理耗时较长，甚至历时数年，从而也导致涉案物品无法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