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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成因探析

——兼议土地承包法立法缺陷

杜海军


【内容提要】近年来，东营市尤其是垦利县土地纠纷案件大量增加，影响了社会稳定。法院对该纠纷的处理成了防止纠纷扩大和激化的一道屏风。本文作者寻根溯源，试图找到纠纷的症结所在，提出处理该纠纷的见解。
【关键词】土地纠纷 特点 成因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中的80%是农民，农民世代耕作，辛勤劳动，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党中央尤其重视农民问题，强调确保农民的利益和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在新形式下地位显的尤为重要。2002年8月29日，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在新形式下颁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它细化了土地发包程序，赋予了每个村集体成员公平的承包权，巩固了家庭承包制度，完善了违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民事责任的承包，对促进农村土地的合法、高效流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问题却日益突出，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农民对土地寄于的期望很高，土地问题则更加突出。笔者对2004年垦利县土地纠纷案件进行调查后发现，2004年垦利县法院共审理土地纠纷案件86件，其中判决37件，调解18件，撤诉28件，移送1件、驳回起诉2件。其中村民联名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6件，解除合同的4件。这与2003年的土地纠纷案件共20件相比，土地纠纷案件上升了4倍多，村民联名起诉案件则是以前没有过的。作为一名法官，我参与审理了其中大部分案件，对这些案件的成因既有现实的感官感触，又有理性的思考，现对土地纠纷案件的特点及原因作探析如下。
一、土地纠纷案件主要特点
（一）土地发包程序不合法，违反民主议定原则。
在审理的这些案件中，笔者发现，案件所涉土地没有一个是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节所规定的土地承包的原则和程序办事的。这些合同，大多为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但合同没有根据该节第18条第（3）项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的同意。这些土地承包合同严格来讲都是违法的，是不合乎法律规定的。
（二）土地纠纷案件涉及人员多，群体化明显，不加以控制矛盾容易激化。
土地纠纷案件，大多涉及人员较多，并且为大多数村民所关心，一旦处理不慎会造成村民上访。2004年8月份，垦利县垦利镇民丰村近200户村民联名起诉该村第五生产小组，要求确认该小组与他人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这200户村民多次到垦利镇人民政府和垦利县人民政府上访，并一度局面难以控制。2004年9月份，垦利县黄河口镇十三村的100多户村民起诉该村第一村民小组，要求确认该小组与他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该小组村民亦集体到垦利县人民政府和东营市人民政府上访。
　　（三）土地利益争执激烈，矛盾具隐蔽性和突发性。
　　土地纠纷案件，利益争执的激烈是其他案件无法比拟的。垦利县垦利镇民丰村200户村民联名上告案，全体村民都来到法庭参加庭审，致使法庭内拥挤不堪，庭审时，原、被告均有过激言词，特别是原告村民依仗人多势众，有些人甚至出言不逊，双方以致发生口角，幸好在法庭的有效控制下得到了平息。土地纠纷案件还有隐蔽性的特点，这些矛盾大多为村民内部矛盾亦或村民与村集体的矛盾，这些矛盾因双方都碍于情面不点破而暂时隐蔽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对利益的追求会突破人的情面而突然爆发，土地纠纷的这种隐蔽性和突发性特点较之其他的矛盾，具有更难处理的一面。
　　（四）土地纠纷所涉土地往往四至不明确。
　　通过对土地纠纷案件的庭审分析及对其他的一些土地承包合同的侧面考察，很多土地承包合同均没有承包土地的明确的四至，当事人也很难准确说出土地的四至。
（五）土地纠纷案件季节性、时间性强。
土地纠纷案件有较强的季节性，这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这类案件一般集中在春播或者秋种时。另外，村委班子换届之时也是土地纠纷案件多发时间。鉴于土地纠纷案件的季节性特点，法院处理这类案件则具有较强的时间性，一般都尽量在农作物播种前做出处理，从而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防止矛盾的激化或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二、土地纠纷案件成因探析
近年来，土地纠纷之所以呈迅猛上升之势，有着深刻的社会及历史背景，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的大幅提升，是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我国对农业和农民问题重视度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也是空前的。2004年中央一号文　着重于让农民减负增收，以“两减免、三补贴”为抓手，启动了城市资源施惠农村的历史转变；2005年中央一号文则立足于使农业强身健体，以农业综合生产力建设为手段，开始打造农业的核心竞争力。二个中央一号文，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中央对农业前所未有的支持和期待。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的农业这二年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土地效益增加明显。以垦利县为例，垦利县亩产棉花约300公斤。2002年，棉花每公斤价格约为4元左右，每亩土地毛收入约1200元。2003年，棉花价格一度飙升到每公斤8元左右，亩产值则达到了2400元。可以说，利润成倍增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土地的收益所带来的诱惑是巨大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也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又一个新的高潮，许多在城镇打工的村民也开始走回家门承包土地，以求好的收入。原先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承包户开始收回原先转给他人代耕的土地。新形势的变迁，农民对土地渴求的加强成了争执发生的现实诱因，土地效益的增加则成了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根本原因。
垦利盐碱地较多，原先人们对这类土地期望值不高，有许多被弃耕。有些辛勤的农户就在这些无人耕种的盐碱地上耕耘，使土地得到了改良。现在随着土地效益的增加，村集体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在多数村民的强烈呼吁下，开始要求收回这类土地。如垦利县黄河口镇东增林村诉王会美收回土地案，王会美于80年代初开始耕种该村一弃耕地，2004年，该村村民看到土地收益较好，就开始要求村委收回土地，村委遂诉至法院。
（二）农民法制意识的增强，与村领导班子法制观念相对滞后，不依法进行土地发包之间的矛盾是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又一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加强，我国正日益建设成为更文明、法冶的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农民面对日益开放文明的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案例，面对新闻媒体的法制宣传教育，潜移默化中他们法制意识得到了不断强化，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他们的首选。当遇到纠纷或者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不再姑息、躲避、忍让，而是大胆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对而言，农村集体组织的领导成员，则未能顺应时代潮流。他们大多用老经验、老办法来解决各类矛盾，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观察分析问题，更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学法用法，不能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他们不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仍用老经验来办事。同样的情况及问题，随着农民法制意识的增强，再用老一套办法来行事是不能取得好效果的。透过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分析，正是由于村领导未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作风，未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土地发包，并且还存在任意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导致土地纠纷的发生。如垦利县黄河口镇西增林村诉吴宗河案，垦利县职教中心诉李四杰案。两案均为双方合同到期前发包方为谋取更大利益而要求将土地收回，侵犯了承包户的经营权。
（三）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指导监督不力，政府不依法给承包户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是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
乡（镇）人民政府对农村工作起着重要的监督和指导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村两委直选的展开，乡（镇）人民政府的监督指导能力弱化，不能及时对村委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心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看出，乡（镇）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发包中的部分土地向外发包是有批准权的，通过批准行为来监督和指导农村发包土地的有序展开。同时，对于农村承包户依法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法》和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都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户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是确定承包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但是，通过所审理的土地纠纷案件可以看到，土地向外发包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几乎占不到三分之一。很多承包户根本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造成土地权属模糊，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四）垦利土地状况特点及合同的不规范性也会导致土地纠纷的产生。
垦利县位于黄河入海口，这里土地辽阔，盐碱地丰富，每年新增滩地较多。作为一个人口少面积大的县，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较大，且其中荒碱地较多。这导致许多情况下，发包方发包土地实行指定地片法，即给这块地起一个简单的地名，如“村南坝东地”、“河滩地”等，然后把承包户叫到该地指认一下，或者干脆问承包方知道不知道该地块，知道的话就直接签订合同。这些合同中，根本没有详尽的四至，更没有确切的亩数。合同书中的亩数仅为双方估算数。这类合同很不规范，导致这类案件开庭时，很多情况下双方对土地的实际亩数均不能准确的说出，四至也仅能说出大体方位，致使许多情况下与邻地承包户或者合同双方产生纠纷。譬如垦利县河口镇辛庄场村诉张其增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该村就不能指出其准确的地界，致使案件难以查明。又譬如张宝力诉垦利县永安镇六村董胜利等16人侵权纠纷案。该土地由张宝力承包，这16户村民也有该村书记和委员署名的同意他们继续耕种的书面承诺，但该书面承诺内容不详。该承诺在张宝力所定合同之前，并且16户村民已开始耕种，法院认定了该书面承诺的合同效力。像这类合同不规范的案件也并不少见，
（五）《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缺陷导致法院对土地纠纷处理面临尴尬。
　　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我国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实践证明，它对维护农民利益，保持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一些缺陷。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容易引发新的矛盾。
　　土地承包规定30年不变，目的在于维护农村的稳定。土地以农户为单位进行承包则是为了巩固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分析该规定，存在一定的问题。农村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经营，30年不变，假设土地承包经营后第二年又增添了人口，以新生儿为例。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总原则，该新生儿将在29年内得不到土地（虽然该法规定用机动地等调整给新增人口，但该法又规定，机动地不足5%的不现再增加机动地。村委留机动地的很少）。在其结婚生育以前，他与其父母一块居住生活，可能感受不到没有土地带来的压力。但他成人后，假设他23周岁结婚，对象也是23周岁，与他同种情况。婚后又生育一子。他们这又是典型的一个农户，但他们在以后的六年中仍不可能得到土地。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新的农户就可能面临吃不上饭的境地，他们会要求行使承包权，产生纠纷。
2、村民起诉要求村委分配土地案，因法院对这类案件性质认识处理不一，影响到了案件的及时审理。
现在有许多村民起诉要求村委分配责任田，原先这类案件一般由行政庭作为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产生了争议，行政庭以该法第53条的规定为由认为这类案件应由民庭进行审理。该条规定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民庭则依然认为，村委会分配责任田的行为是行使公权力，这类案件仍属行政案件，应由行政庭进行审理。所以村民起诉后被法院内部推来推去，不能及时依法做出处理，致使矛盾不能及时解决，又引发新的矛盾。
三、对策
面对如此多的土地纠纷案件，面对土地纠纷的上升态势，如何妥善处理这类案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特别是对村两委成员的法制宣传教育。
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旨在提高村两委成员及村民的守法意识和合同意识，规范村两委的发包行为。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9条规定，按5个程序签订承包合同：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承包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公开实施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同。同时，扼制村委的各种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苗头性行为，将纠纷消灭在萌芽之中。
　　（二）政府进行土地详查，明确土地权属并加强对村委土地工作的管理。
政府应加强对村委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土地发包的全程监督，以维护村民承包经营权的落实。规范土地合同样本，指导村委依法订立合同，减少订立合同中的随意性和粗放性，细化合同条款，明确合同责任。为了进一步搞好土地工作，政府部门应该依法进行土地详查，在以前详查的基础之上，了解土地现状及不安定因素，进一步明确地界，确定一些新增地及权属不明地的权属，并及时发放权利证书。通过及时确权并排除隐患达到减少土地纠纷的目的。基层乡（镇）人民政府还要在土地纠纷中积极发挥作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可以请求乡（镇）人民政府调解解决。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最了解土地的现状及纠纷的产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三）法院内部对土地纠纷案件进行妥善分工，及时审理，防止矛盾激化。
因各地法院对村民要求分配责任田处理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解决这个问题。在未出台解释之前，笔者认为，土地纠纷案件要分情况由不同庭室进行处理。村民要求分配责任田案，应由行政庭进行审理。理由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3条虽然规定了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法第22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产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此之前，村民的权利为有权依法承包农村土地。通过这两条分析得出，仅以第53条的规定就认定此类案件由民庭受理显然理由不充分。笔者认为，村民有两种权利，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合同生效之前，是承包权，而签订合同并生效以后，是承包经营权，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律根据，侵犯承包权承担民事责任则无法律依据。此类案件村委会行使的权利属公权力范畴，应该由行政庭进行依法处理。其他的土地纠纷案件，大多都是侵犯承包方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由民庭进行审理。对这类案件宜及时进行审理，进行合法分工也正是为了防止内部相互推托，延误案件的处理，造成矛盾进一步扩大。
（四）丰富纠纷解决机制。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的规定，土地纠纷解决方式有三种：调解、仲裁和诉讼。其中，调解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应该大力加强和进一步丰富。调解可分为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第三人或者村委会主持调解、基层乡（镇）人民政府主持调解。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调解还应贯穿于仲裁和诉讼之中。不管是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还是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是应当多做调解工作，切勿轻率处理。调解时，可找一些德高望众的第三者帮助调解，也可以让村委领导或者基层乡（镇）人民政府信访部门或者司法所出面协调。总之，不管什么方法，就是让土地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调解解决矛盾，防止矛盾升级。


　　　　　　　　　　　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德力格仁贵　山西赵煌律师事务所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维权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民事主体因人身权受到侵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式对其遭受的损失特别是精神损害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是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很完善，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文试从精神损害制度的立法体系、适用范围、请求主体以及赔偿数额标准等几个方面进行浅析，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精神损害 适用范围 发展完善
一、精神损害的内涵和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 精神损害的内涵
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成果的总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精神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 法律上的精神，主要指精神活动，并且是与精神损害(赔偿)相联系的，它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活动以及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更多的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及其与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志的关系。而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
精神痛苦主要是指公民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等导致公民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焦虑、不安、悲伤、抑郁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指公民、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造成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对自然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身权及其他民事权益进行不法侵害，造成自然人的精神损害（包括肉体痛苦、精神痛苦），损害后果严重，因此由被告承担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二)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更进一步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和精神利益的保护。首先，有利于抚慰受害人。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倘若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金，有利于缓和、解除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受损害的感情，从而逐渐减轻、消除给受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利于恢复其身心健康。其次，有利于惩罚侵权人。责令加害人给受害人以适当的财产补偿，这本身就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惩罚。绝大多数正常人明知侵权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会愿意支付抚慰金，而且支付抚慰金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承担责任者的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状况。这种惩罚力度的大小，则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损害程度、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权行为的情节以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有关。同时这种赔偿可以引导加害人尊重他人的权利，教育其更好的遵纪守法，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与他人和谐相处。再次，有利于教育公民。责令侵权者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无论是对加害人本人还是对其他社会成员都具有警戒和教育作用。“这将从另一方面发挥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防止并减少损害他人人格、人身权的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达到保护人格权的目的。”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是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起步较晚，1986年的《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奠定了一个里程碑。《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是第一次已成文法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某些精神性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金钱赔偿。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0条进一步确认了精神损害赔偿。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人格意识的觉悟，各种请求人格权保护的案件越来越多，《民法通则》第120条不适用也越来越明显。我国采用司法解释对此条内容进行扩充。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不但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扩大了精神损害的范围，而且对精神损害的请求人的适格条件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受理也给予明确的规定。但是，《民法通则》、《解答》都是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而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没有得到凸显，对人身自由权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更是空白。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第43条又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25条规定，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这里以“人格尊严”即一般的人格权取代具体的人格权，并首次规定对“人身自由权”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
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做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立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主体、范围、规则又作出了更详尽的规定，但仍有诸多不足。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1、《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排除了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人格权遭受侵害为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解释》第5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王利明先生认为法人是社会组织，是法律拟制的人格，没有生命和精神可言。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实际上，侵权行为侵犯公民、法人的人身权，最终会导致其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因此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直接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且是赔偿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失。“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虽然不能产生生理上的痛苦，但法人可能因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受到损害，造成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利益是民事主体人格的基本利益所在，否定法人与精神损害，就等于否定法人的人格，其结果必然使法人本身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因此法人基于这种人格利益、身份利益所受损害，导致的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当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同样法人以外的其他组织按照法律规定也享有其名誉权等人格权利，也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以人格权是以人身为内容为直接目的的民事权利为由决绝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悖于法的基本精神。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彭万林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操作和执行。”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上的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允许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而且这样的规定造成了人身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严重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物质赔偿，而那些人身权益受到侵害远轻于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却能够得到赔偿，甚至是巨额赔偿，这显然不合情理。
3、《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只是根据一些因素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加以规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幅度。这样给法官自由裁量时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一方面可能达不到抚慰受害人、惩罚加害人和警戒公众，还有可能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法官们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或法官手中所掌握的案件判例酌情而定，很难与实际受损害的程度相联系，甚至同一案件的一审和二审判决所确定的数额反差巨大。例如，1998年上海公民钱某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因脱裤搜身侵害其名誉权案，原告索赔5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判赔25万元，二审法院改判为1万元。三个数额相差巨大，令人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和数额心存疑虑。完全凭借法官的自由裁量，确实该具体操作增加了技术难度。加之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又参差不齐，必然导致对同一案件活着相同案件，不同法院或法官会判定不同的赔偿数额，甚至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现象，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平或裁判不当。
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的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要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要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 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体系
1、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所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个很
不成熟的法律制度，主要依靠司法解释予以完善。实际上，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专设精神损害赔偿编，对各类侵权致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进行细化、归类，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
2、 对《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进行修改，并完善有关物质性精神损害赔
偿的法律规定，避免出现法律对物质型人格权和精神型人格权保护方面的冲突，形成完备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体系，以体现法制的统一。
（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1、 把法人和其他组织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
这是因为，否定说具有致命的弱点，将其作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从平衡法人责任的角度看，不能因为法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强于自然人，就降低对其正当权利的保护。法人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其他法人及自然人侵权行为的挑战，是否赋予法人精神损害请求权成为保障法人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杨立新认为，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虽然不存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精神活动，但存在保持和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若不许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实际上是对法人人格独立的否认，因此与立法精神不符。关今华认为，法人虽非一种有生命机能的组织体，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虽然不会因侵权造成“心灵创伤”或“内心痛苦”，但是法人不是“虚无主义的产物”，而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从其组成人员来看，法人是由许多具有生命和思维活动的自然人所组成，它是由若干决策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如果企业法人的名称被假冒，名誉、荣誉被玷污，就会使企业造成签订合同被解除，已销售的产品被退回等不应有的损失，这必然会严重挫伤法人决策人员的决策情绪以及对职工、劳动生产的热情等造成精神上的损失。这种精神上的损害与对公民个人实施精神损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否认这种对法人的精神损害并拒绝予以赔偿，则不利于维护法人的合法权益。 从现实意义来看，现今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环境没有净化，竞争却日趋激烈，各种市场主体在竞争过程中，有的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客户，由此引起侵害法人人格权而提起的诉讼逐年增多，这些侵权，轻者导致法人名誉受损，重则迫使法人停产倒闭。金钱赔偿精神损害非但不会减损人格价值和产生其他负面作用，反而可以提高对其精神利益的保护力度。
2、 应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中
目前司法界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是抚慰作用，犯罪分子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最好的抚慰，所以也就不需要再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种认为我国目前经济不够发达，被告人往往是贫困缘故而实施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无经济赔偿能力，或者因被告人判处徒刑收监执行无经济收入等，法院即使判了，也等于“法律白条”。
我认为，首先，对被告人仅科以刑罚不能完全使被害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很显然，不能以被告人已受到刑事处罚为理由而否认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对犯罪人定罪处罚已足以抚慰被害人所受的精神创伤，被害人可以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私权利，权利人有自由处分的权利。是否放弃应由被害人自己选择，法律不应否认被害人就精神损害而要求赔偿的权利。例如在故意杀人、重伤害等恶性事件，如果对被告人处以极刑，很可能使被害人精神完全得到慰藉，被害人也不可能再向被告人（已处极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若判处在被害人心中认为较轻的刑罚，就应该赋予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慰藉被害人的心理创伤。
其次，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一种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 比如说，过失致人死亡的被告人，被判处二年缓刑或三年实刑，其向国家承担了责任，法律给予了否定性评价，但对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却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对受害人造成的身心伤害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抚平，只有用金钱赔偿损失也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再次，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体系一致性的基本需要。民法和刑法是两大基本法，两个法律的地位是同等的，因此不能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民法的规定。对一个人的行为追究了刑事责任，仍不可排除追究民事责任的可能性。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当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及其司法解释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在“物质损害”，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立法上缺乏协调一致所造成的自相矛盾。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是民事诉讼，它所要解决的是问题是民事损害赔偿，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即依附于犯罪行为，从属于刑事诉讼，但实体上仍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虽然二者的性质存在差别，但二者是统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的，应当体现法律的一致性。不同的诉讼途径应当达到同样的法律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简化程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优点。
最后，经实践证明，在许多案件中，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国家公权力惩罚的情形下，这种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所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也是法律上公平的体现。因此，建议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一定要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立法中，这样有利于缓和和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特别是在过失性伤害案件中，加害人坐牢对受害人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用民事赔偿抚慰被害人。
（三）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相对量化之建议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国外只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表格定额赔偿法。日本对交通事故、公害等赔偿采用此法，即将精神损害进行等级划分，制定固定的赔偿表格，对每个精神损害的级别确定不同的标准，法官在审理时只要查表就可以确定赔偿数额。2按日赔偿法。丹麦曾经规定，侵害人对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每日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5丹麦克朗，对其他病人每日支付7.5丹麦克朗精神损害赔偿金。3.限定最高额赔偿法。即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在此数额下，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自由心证酌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采用。4.分类计算赔偿法。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采用此法，即将损害按项目进行分类，再依项目分别计算出各自的赔偿数额，最后将各项数字相加得出赔偿总额。5.自由心证法。即不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也不设立最高赔偿数额，完全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以自由心证的方法得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荷兰、希腊、葡萄牙等国家采用此法。” 。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2）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也相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标准，结合我国国情，由司法部门制定一个参照标准，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1、 根据不同的侵权类型分别制定不同的赔偿标准。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的标准时必须对不同类型的精神损害区别对待，根据其不同特点，确立不同的规则，制定出相应的赔偿数额标准，最后酌定总的赔偿金额，从而克服法官酌定赔偿法的弊端，使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立更加准确。
2、 在同一种类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制定一个量化参考表。
主要是根据受害人的损害或痛苦的具体情况以及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幅度表，例如在1000-10万元之间具体细化， 以预期收入平均数为基准进行计算，可以参照关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统一以受害人所在地的可支配收入为依据进行计算。
3、 法官根据量化参考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以精神损害赔偿参照表为依据，由法官综合考虑诸因素，酢定决定一个赔偿数额。首先应考虑的是受害人的受伤害程度，因为精神损害赔偿与其他损害赔偿一样，首要功能就是抚慰和补偿受害人的损害。受害人的损害具体包括原告在受到伤害前的基本收入能力，原告在受到伤害之后收入能力降低的程度（以百分比表示）,这种收入能力降低情形将会持续的时间长短等情节。其次是受害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是侵权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与次数、行为方式、持续时间长短、影响面大小等具体情节、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以及侵权人的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这是对侵权人主客观方面的综合评价。
总的来说，要加大对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赔偿力度，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结语]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我国，在立法上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大势所趋，是势在必行的，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所必须的制度保障，也是尊重人权、重视人权的需要和手段，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