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试论客观看待封建法制思想（客观看待儒家思想的作用）
陈锦良
一、 封建法律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汉律儒家化之封建思想史背景）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代理，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法律教育互补说，而非单纯的惩罚目的说，也据此减刑了许多肉刑，使犯罪者得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他主张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而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而对于那些“斗筲之性”的人则刑罚，而这种人只占少数，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因此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而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基于这种思想指导在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而“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河北省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
(1998年3月2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1998〕第4号公布 根据2002年9月24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2〕第16号修订)
第一条为规范和加强境外投资财务管理，保护国家利益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本省境外投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境外投资，是指本省的投资单位在我国境外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台湾地区，设立独资、合资、合作企业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实体(以下统称境外企业)以及购买股票等投资行为。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进行境外投资的机关、团体、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以下统称投资单位)。
第四条境外投资的财务工作实行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全省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工作。境外企业财务应当按照投资单位的财务隶属关系，分别纳入各级财政部门的管理范围。
各级财政部门在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和本省有关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财务管理制度；
(二)对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监督检查投资单位境外投资的财务活动；
(四)负责收缴应当上缴财政的境外投资收益；
(五)上级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或者授权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投资单位对所属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财政部门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或者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境外投资的具体财务管理办法，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后施行；
(二)按照境外投资财务管理规定审批境外企业的财务事项，向财政部门报告所属境外企业的财务问题；
(三)考核所属境外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向财政部门报送年度财务报告；
(四)及时、足额上缴应当上缴财政的境外投资收益。
第七条投资单位可以用现金、实物、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向境外投资；经国家授权的机关批准，也可以采用购买股票的形式向境外投资。属于国家指令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应收外汇账款、应收回国内的国外资产、国家专项储备物资等，不得用于增外投资，但按照有关规定经批准的除外。
第八条投资单位应当自境外企业注册之日起三个月内，持下列文件到同级财政部门办理财政登记，领取境外投资财政登记证明：
(一)设立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和批准文件；
(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发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明；
(三)境外企业所在地法定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注册登记证明；
(四)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九条投资单位对所属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负有保证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的责任。投资单位应当指定所属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负责人，并明确其对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应当承担的责任。境外国有资产的负责人变动时，必须办理有关国有资产的交接手续，进行变动前的责任审计。
第十条投资单位在境外投资时，一般不得将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进行产权注册。确需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必须报经省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由投资单位与境外国有资产产权注册人签订《境外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持股委托协议书》或者《境外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拥有物业产权委托协议书》，并经投资单位所在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手续。
第十一条境外企业对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化须有详细记载。境外独资企业购置或者由国内调入的固定资产、有价证券和专利权、商标权、商业信誉等有价权益，必须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文件，并逐项设账登记，确定国家所有权。
第十二条境外企业迁移、合并、分立、终止和破产时，其国有资产负责人应当及时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投资单位应当将经当地法定机构审计的详细财务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并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应当调回国内的资金必须及时、足额调回，不得以任何名义或者借口存放境外。
第十三条除允许经营担保业务的金融机构外，境外企业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境外企业以不动产作抵押申请贷款，经营风险性业务或者从事对外长期投资等事项，投资单位应当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境外企业发生超过企业总资产百分之十或者虽未超过百分之十但达到一百万美元以上损的的，投资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五条各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境外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制度，负责对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考核监督。
第十六条投资单位应当要求境外企业建立账户管理制度。境外企业应当在当地中资银行开设账户。当地未设立中资银行的，可以选择资信可靠的外资银行开设账户，并将开设账户的情况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境外企业开设的账户不得转借个人或者其他单位使用。
第十七条投资单位应当要求境外企业建立财务往来和现金收支联签制度。
第十八条投资单位应当根据本省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所属境外企业的工资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报同级人事、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投资单位应当按照省财政部门的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境外投资收益。境外投资收益包括：
(一)境外独资企业的税后利润；
(二)境外合资、合作企业中方分得的利润(包括股息、红利等)；
(三)购买外国公司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等；
(四)其他境外投资收益。
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投资单位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免缴应当上缴财政的境外投资收益。
第二十条投资单位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连续三年发生亏损或者发生严重亏损的独资或者控股的境外企业进行检查，并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一条投资单位应当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境外企业的财务报告。有关财务报告编报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财政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投资单位违反本办法，由同级财政部门依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设立境外企业未办理境外投资财政登记的，处以二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二)境外国有资产负责人变动时，未办理审计和交接手续的，处以二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三)将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进行产权注册未办理有关手续的，处以三千元至三万元的罚款；
(四)未按照规定上缴、调回境外投资收益的，处以三千元至三万元的罚款；
(五)境外企业未按照规定报送财务报告的，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施行前已设立的境外企业，投资单位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同级财政部门补办境外投资财政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除国家和本省另有规定外，我省的各级机关、团体、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我国境外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等地区设立的非经济实体机构的财务管理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