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因公出国管理工作的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因公出国管理工作的规定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２日 省委办发〔１９９１〕８９号）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中办［１９８９］１０号）精神，经省委、省政府研究，现就我省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地、厅级和县、处级，下同）和其他人员临时因公出国（包括赴港澳地区）问题，作如下具体规定：
一、凡出国团组必须做到任务明确，人员精干、业务内行。一般性经济、贸易、科技、学术、文化交流、展览、推销和专业考察团组，应由主管专业人员组成，无关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参加。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工作实际需要，本着从严掌握，讲求实效的原则，对本地区、本部门半年之内的出访任务作出预测和规划，于一月初和六月底报省政府备案，如有特殊情况，需说明并补报备案。
二、凡出访人员，必须是为执行自己主管的、与其职务及工作性质相称的公务，党政领导干部不得接受外商资助或境外中资企业邀请出访，不得授意或擅自同外方商议出访事宜，原则上不得参加一般性贸易推销、技术考察或我方出资的境外培训。同一地区或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得同团出访，也不得同时或短期内分别率团出访同一国家。
已离（退）休和即将脱离现职的各级干部，除确因工作需要外，不再派遣出国。
三、党政领导干部出访，无特殊需要，一年不得超过一次。应尽可能缩短出访时间，访问一个国家（地区）一般限于十天。副地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应事先征得省政府主管外事工作的领导同志同意后，再呈报出访请示报告。
临时出访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出访任务，时间和路线进行公务活动。遇特殊情况需临时改变路线、延长在外时间的，应事先征得国内审批部门或我驻外使领馆的同意。
四、出国任务由省委、省政府审批和管理。省内跨地区、跨部门组团，必须事先按隶属关系征得被借调人单位的同意，方可上报出访请示；确需吸收外省单位人员参加，应事先征得省外办同意，方可对外正式联系。
省外单位、部门下达给我省的出国任务书，不得直接确定出国人选，出国人员必须由有关单位按工作需要选派，经主管厅、局或地区行署、州市人民政府审核后，送省外办审定，由外办出具确认件后即行办理政审等手续。含副地级以上干部的团组，报省政府审定下达出国任务批件。
中央在甘单位或同省政府双重领导单位人员出访，凡属中央部门管理的司、局级干部，原则上由中央主管部门审批，或经上述部门同意后由省政府审批，其他人员出访，可由省政府审批。
省属单位在外承包工程或外派劳务人员，按国务院办公厅国办〔１９９０〕７１号文件，符合规定范围的可由省经贸委审批并出具出国任务批件。
五、出国请示报告由组团单位报主管厅、局或地区行署、州市人民政府初审后，再报归口审核部门，由归口审核部门报省政府。请示应说明出访理由、任务、方案、路线、时间、经费来源，并附邀请函电、人员登记表等文件。
因公出国人员申办护照，应提供出国任务批件、政审批件的原件和出国安全保密教育回执。
省外办应按照中央、省委和省政府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出国审核工作。对不按规定报批、不符合出访条件的团组和人员，不得报送政府审批，不予办理出国手续。
由我省派出的出国团组或人员申办外国签证事项，统一由省外办按外交部规定办理；中央在甘单位出国人员的签证工作，可仍由其主管部委办理。
六、对出国人员的审查，按中办发〔１９９１〕８号文《关于因公出国人员审查的规定》办理。对县、处级（含县、处级）以下人员，按管理权限办理审查手续，由经省委授权有出国人员审查权的部门出具政审批件。政审批件三年内有效。
中央在甘单位出国人员凭有出国任务审批权的部门下达的任务批件和有出国人员审查权的单位出具的政审批件，向省外办申办护照。凡委托省外办申办外国签证者，须持省政府办公厅下达的出国任务批件，方可受理。对不符合上述规定者，政审部门有权拒绝审查，省外办有权拒发护照或拒收签证申请。
外派劳务人员的出国政审，按国办〔１９９０〕７１号文件，属企业职工的由企业党组织出具政审材料，属街道居民或农民的分别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党组织出具政审材料，报省属地级以上外派单位（指有经贸部颁发的外派劳务许可证的地级以上公司）审查并出具政审批件。
七、按国办发〔１９８９〕９号和国办发〔１９９０〕９号文件规定，经国家和省政府批准的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享有外贸自营权的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和经省科委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选定五名以下政治思想作风好又有专业技术、外贸知识和外语水准的科技、商务人员，执行对外科技交流、国外推销或售后服务任务，可简化多次出国审批手续。出国任务批件一年有效。在有效期内为执行同类任务再次出国者，凭高、新技术开发区办公室或者省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的通知，向省外办申办出国手续。
八、出国培训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派遣团组和人员赴国外培训的规定》（国办发〔１９９０〕４号）执行。凡从企、事业单位及党政机关选派各类业务（包括技术、管理等）人员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对口及有关单位学习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及其它业务知识的国外进修和实习、培训工作，统一由省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归口审核，具体实施办法由省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制定并报省政府批准执行。
九、出国展览、展销、演出、体育比赛以及出席非政府性的国际会议，应注意政治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组团单位必须事先将方案分别报经贸部、国际商会、文化部、国家科委、国家体委批准，出席国际专业、学术会议，须事先征得我有关驻外使、领馆的同意，方可在本省办理报批手续。
十、因公赴港、澳团组人员必须经省人民政府事先征得港澳工委同意，方可办理出境手续。申办赴港澳签证按规定由外交部及其指定机构办理。
任何人不得通过“港澳游”到港澳地区进行公务活动，不得使用因私往来港澳通行证到港澳执行公务。未经港澳工委批准，擅自途经港、澳者，除进行纪律处分外，在港澳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当事人承担。
十一、各级出国任务审核、政审、财务、外汇管理等部门必须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纪检、监察部门应对上述部门的工作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对滥用职权、违章办事、玩忽职守、不负责任造成后果的，要查明情况通报批评，并追究主要领导者和承办人员的责任。必要时取消该单位的审核权。
十二、出国团组人员在国外应接受我驻外使、领馆的领导。在下达出国任务批件的同时，省外办应将出国团组情况及时通知有关驻外使领馆。对我使、领馆否定的团组，不予办理出国手续。出访团组人员抵达出访国后，必须尽快与我驻该国的使、领馆取得联系，重大涉外问题应及时向使、领馆请示汇报。
未经国内审批部门批准，不得在外申办赴第三国签证或绕道、延长在外时间。
十三、出国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外事纪律和保密规定。禁止携带出国任务批件、政审批件、有中央或省领导同志批示的文件及其复印件出境或进入外国驻华使、领馆，禁止向外国人出示出国（境）证明。与我驻外使、领馆联络，应遵守“密电来密电去，明电来明电去”的原则。出访人员在外会见亲友，必须在出访报告中专题写明，未经批准，不得单独离团行动。
出国团组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别政策。未经省人民政府报外交部批准，禁止与非建交国家发生任何关系。
对南朝鲜的经济贸易活动，地、厅级以下人员出访，由省人民政府审批并报经贸部、外交部备案；地、厅级以上（含地、厅级）人员出访，由省人民政府报经贸部、外交部审批。
十四、严格控制出国用汇。出国团组人员应根据工作需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用汇指标。党政干部确需随同企业组派的团组出访，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其费用应在党政干部出国用汇中列支。确需在外举行宴请活动的团组，必须在出访报告中提出，按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宴请人数执行。
凡使用非贸易外汇、贸易外汇、留成外汇及现汇支付旅费的出国团组人员，在其活动路线中有中国民航国际航班的，应乘坐中国民航班机。使用我省外汇的团组人员，回国后十日内，要向省外办汇报出访情况、上交护照，并于十五日内，报销出国费用，办理退汇手续。限期内无特殊情况未上交护照或未核销费用者，暂缓受理该单位出国事宜。
十五、领导干部对外赠送纪念品，必须按国办〔１９８７〕５０号文件规定执行。代表团赠送纪念品的费用，每访问一个国家，每人不得超过四十元人民币。大型文艺、体育代表团，每访问一个国家，总数不得超过五百元人民币。各地、各部门及所属单位和个人接受外方礼品按甘政发〔１９８８〕１７２号文件规定执行，该上缴的必须上缴。
十六、在因公出国管理工作中逐步实行翻译证制度。担任出国团、组翻译的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口译能力。常驻国外、进修培训、参加国际专业会议和专业技术考察的业务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外语听、说能力。出国团、组上报出国请示，必须同时出示翻译人员的翻译证。未取得翻译证的人员不得担任出国团、组的翻译工作。具体实施办法由省外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十七、组团单位和出访团组人员必须重视对出访情况的总结。出访情况管理工作按业务及隶属关系分别由出国归口审核部门和各地、各部门的外事机构负责。出访总结应在出国人员回国后一月内，按呈递出访请示的程序，上报省人民政府。对逾期不报者暂缓受理组团单位再次申请出国、申办护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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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
───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2001年11月12日，甲被某地公安人员抓获后移送归案。审问时，除丙、丁二人揭发甲动手实施伤害曾某行为外，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
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
罚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
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
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
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
实;
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
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被告人的口供笼
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但仔细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而要把着力点应放在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上，放在调查研究上，要“淡化”口供。这既是口供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促使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的大势所趋。立法者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