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引诱与量刑
作者:冯明超
在司法实践中，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有较大的争议，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笔者只就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谈谈自已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
毒品犯罪既、未遂形态度正确判断不仅关乎微观点定罪量刑正确否， 而且关系到刑法应当具有的正义价值能否实现、刑事法治的状态能否造就得根本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刑法》第20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既遂的显著标志。所谓犯罪未得逞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之实行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理论界存在不同的主张，实践中处理较不一致。
第一种主张转移说。认为贩卖以毒品是否卖出成交即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第二种主张契约说。认为买卖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契约的达成为既遂，至于是否已经交货或付款，在所不问。第三种主张实际行为说。认为只要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就应视为完成犯罪过程是犯罪既遂。未遂则比较复杂,通常有几种情况：A、贩毒者贩卖毒品未到手就被查获；B、对盗窃、拾捡、受赠等以买进以外的手段获得的毒品着手实施卖毒行为但尚未卖出就被查获；C、误假为真予以贩卖的。第四种主张进入交易说，认为毒品是否进入交易是既、未遂的区分标准，至于是否已实际成交，是否获利，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此外，还有人主张出手及控制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向他人卖出所有的毒品即可构成既遂；为了贩卖而先行买进毒品，只要将毒品买到手和实际已控制该毒品，即为既遂，即使行为人在买卖毒品的过程中被现场抓获均构成既遂。
上述几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将贩卖毒品归于过程行为犯（又称过程犯），而第二，三种观点将贩卖毒品罪归于举动犯。第一种观点主张的“毒品转移说”使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范围过窄，故不可取；第二，三种观点因主张只要实施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就是既遂，忽略了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毒品买卖双方单纯商谈的场合，因缺少毒品买卖的证据，一般是很难认定其实施了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可见这种观点也存在不足。
笔者认为，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卖出获利，或是否已实际转移毒品，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交易未完成，则属贩卖毒品罪未遂。具体分析如下：
1、从贩卖毒品行为特征来看，贩卖毒品罪属于举动犯，不是过程犯。贩卖毒品行为通常始于购买，单就购买毒品行为而论，其已具有双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购买毒品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可能要出售毒品；另一方面，买大宗毒品往往是实施新的卖出行为的起点或必要前提，因而购买毒品行为同时包含了进一步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而卖出毒品是把购买毒品产生社会危害变为现实。由此可见，贩卖毒品的过程的这两个关联行为均不缺乏独立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具有以下犯罪既遂的必要。所以，贩卖毒品行为的既遂不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实现与否来决定，亦不以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为必要。
2、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大量被抓获的毒品犯罪人均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或者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场合。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实践中，某些毒品交易的现场，双方正在进一步讨价还价，或在正在清点钱款或鉴定毒品的质量，在此很难确切界定是否已将毒品真正转移到买方。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的毒品案件作未遂处理，显然标准过严。
3、在贩卖毒品中，毒品的数量影响量刑轻重。如果以实际转移到买方的毒品数量既遂标准的数量，那么从毒犯家中搜出的没有出售转移到买方的毒品就只能作未遂认定。由此产生了既遂与未遂的毒品数量能否相加计算的司法难题。例如，某甲在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5克，随后从其居住的出租屋里查获海洛因235克。对某甲贩卖毒品海洛英的数量应认定为250克，或是15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毒品罪的精神，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及量刑关系三方面分析，贩卖毒品罪以界定为举动犯为准确，对贩毒分子未带到交易现场，而在其居住的地方查获的毒品应计算在贩卖毒品的数量内。
4、以毒品被实际带入交易环节为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或未遂，是由于贩毒品的中心环节就是交易，如果仅仅是买卖双方在商讨价钱或者其他问题，而没有将毒品带在交易现场，这只是着手实施贩卖，或者说是谈交易，持第一，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贩卖毒品罪就既遂了；然而，如果从商谈交易的双方身上或现场没有查获毒品，就很难认定贩卖毒品罪，因为缺少交易不可缺少的对象--毒品作为证据，只有当在交易时人赃具获时，无论其是否完成交易，均以既遂论处。这样既符合行为犯的构成特征，又体现了毒品交易的特殊性。由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复杂多样，因此具体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作如下几种分别认定：第一，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如果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经买进了毒品，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第二，对于非以购买方式获得的毒品予以贩卖的，如祖传，他人馈赠的毒品，只要将毒品带到买方约定的地点开始交易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第三，对于因贩卖毒品被抓获后在其住所查获的毒品，应全数作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认定，不将查获的未卖的毒品作本罪未遂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理。第四，误把假毒品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人赃并获或已将假毒品交易完毕后被抓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在其毒品掺杂使假后予以贩卖的，只要没有使其丧失致人瘾癖的毒性，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如果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二、关于犯罪引诱的问题
现代世界各国对刑事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通常实行“双轨制”。对于绝大多数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其证据规则，在这些案件的侦查中是不允许使用“警察圈套”的。但是针对一些危害严重的有组织的犯罪，毒品犯罪、行贿、组织 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许多国家都允许采取不同于一般犯罪的侦查方法与手段，例如使用窃听、诱惑侦查等密侦手段，使用这种手段获得的证据不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考虑。
诱惑侦查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学界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为。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许多国家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持否定态度。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已具备犯意，或已作手实施犯罪。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学界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考虑到目前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极为猖獗，必须严厉打击，应允许其使用。实践中还有一种“数量引诱犯罪”。数量引诱是指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正在试图买卖毒品，特情出于某种目的促成犯罪嫌疑人加大毒品买卖的数量，或者使本不够判死刑的案件演变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在我国，司法工作者习惯将这种“警察圈套”“诱惑侦查”称为“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所谓“特情”就是警察雇用原犯罪集团中的成员或者成员之外的人，提供线索或佯装购卖毒品，配合警察将其抓获。包括让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提供同案犯的地址，由公安带毒品充当“毒贩”佯装交易，在交易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些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际上充当了公安的持情（当然，被告人符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可轻、减轻处罚）。由于我国对诱惑侦查没有立法，对上述不同情形如何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有的将其一律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在量刑上适当考虑从轻；有的则因为侦查机关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对嫌疑人的部分涉毒行为不予定罪。
对此，曾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别情况作不同认定：（1）、行为人携有毒品正在寻找买主，有贩毒意图，而运用特情侦查手段将其查获，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未发现其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因特情、侦查人员依靠约购毒品而卖出毒品的，不宜定贩卖毒品罪；（3）、行为人原无涉毒犯罪的行为，只因受特情侦查行为引发，出于贪利而购进毒品进行贩卖的，不宜认为是犯罪。论者进一步论证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形是一种“制造”的虚假犯罪事实，而围绕这种“犯罪”所展开的侦查活动，也是违反侦查纪律，同侦查活动查明和打击犯罪的宗旨相背离的。因此，对行为人的行为，既不能定贩卖毒品罪，也不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笔者认为，运用特情侦查，我国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普遍存在滥用诱惑侦查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律对诱惑侦查的行为没有制约，侦查机关随意使用；有的严重违背打击、防止犯罪的立法目。纯属“制造犯罪”，司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和怀疑，例如XX市公安机关为了抓获毒贩，公安人员两次将少量毒品先卖给贩毒，待第三次交易数量超过死刑标准时将其抓获，公安机关的行为已不是诱惑犯罪的问题，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方面，审判机关对存在诱惑侦查的案件的审判也缺乏具体的标准，量刑普遍过重。这类案件的处理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对诱惑侦查是否适度要进行审查度。
第二，是否存在诱惑侦查要审查。通过审查被告人历次贩卖毒品的数是，是否是由于侦查人员以高价索要或低价售出大量毒品，被告人在利益驱动下才贩卖大量的毒品。并结合侦查机关的“破案经过”材料暴露出侦查机关是否存在诱惑侦查。当然“破案经过”材料中一般不会提及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但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如侦查机关通过电话监听得知被告人可能在进行毒品犯罪，或通过指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实施诱惑侦查对其进行引诱，提出贩卖毒品的意向，后将其抓获。因此，应当审查侦查机关在侦破过程中除使用技侦手段外，是否还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必要时要与侦查机关沟通。对查清有“犯意引诱”的，应减轻处罚。存在“数量引诱”的，应从轻、减轻处理。无论是哪一种引诱，都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近几年公安机关为了打击贩毒，根据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由公安人员带毒品或由公安人员扮成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马仔”充当毒品交易“卖方” 或“买方”，同嫌疑人进行交易，将其抓获。在审理中如何量刑，存在分歧，全国大多数法院的作法都是分两类情况处理，我认为是正确的。
第一类情况是毒贩手中已有毒品，公安使用特情或公安参与“交易”。对这种情况，若查明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经审理查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或者虽使用了特情，但其犯罪与引诱无关，按实际查清的毒品数量量刑。由于毒品被犯罪嫌疑人控制，早已备好，无论是否使用了特情，均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认定为犯罪既遂。
第二类情况是行为人欲购买毒品，公安或特情提供毒品充当“卖方”与其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确属特情引诱的，要从轻、减轻处罚。如果在审判中能查清毒品确系公安或特情提供的，因公安机关携带毒品的目的不是将毒品真正地卖给嫌疑人，而是为了抓获嫌疑人，是一种侦查措施。毒品由公安机关控制，其“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这种因犯罪分子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由于这种犯罪特殊性，在量刑上按“必减原则”处理。但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上海等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在死刑复核裁决时也是按上述两类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犯罪引诱与犯罪既未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无任何联系，犯罪引诱是一种单独的量刑情节，难以查清特情引诱的，对判处死刑的，都要谨慎留有余地。
作者: 冯明超律师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
联系: 028-88057681，13088086906
四川省人民调解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人民调解条例
2008年11月21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及时调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循社会公德，对矛盾纠纷当事人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指依法设立的调解矛盾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本条例所称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民事争议。
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不适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予受理。
第三条 人民调解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合法合理、及时便民、诚实信用、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第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不收取费用。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五条 乡镇、街道、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区域性组织、行业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应当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是调解矛盾纠纷，并通过调解活动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弘扬社会公德，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向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和基层人民政府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第七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3至9名组成，设主任1名，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成员、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或者推举。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本乡镇、街道辖区内设立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推举。
企业事业单位、区域性组织、行业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本单位、本组织职工（会员）代表大会或者职工（会员）大会选举，或者组织群众推举。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妇女委员。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少数民族委员。
第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承担人民调解员的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任人民调解员。
第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公道正派、品行良好、群众公认，热心公益事业；
（二）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
（三）熟悉当地社情民意，善于做群众工作。
人民调解员产生后，应当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报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乡镇、街道、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员的任期应当与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每届任期一致，可以连任或者续聘。
企业事业单位、区域性组织、行业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员的任期由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单位和组织决定。
第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员不能履行职责的，或者不正当履行职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给他人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违法违纪被追究责任的，由产生单位撤换或者解聘。
第三章 人民调解的实施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区域性组织、行业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本区域、本单位、本组织的矛盾纠纷。
跨区域或者跨单位、组织的矛盾纠纷以及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也可以由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调解。
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
第十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应当由当事人提出书面或者口头申请。
征得当事人同意，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主动调解矛盾纠纷。
第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对人民法院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的、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进行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接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调解委托机关受理的矛盾纠纷。
第十六条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退出调解；
（二）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三）表达真实意愿，提出要求；
（四）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十七条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承担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事实，提供证据；
（二）遵守调解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三）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十八条 调解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员，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定或者由当事人共同选定。
有两名以上人民调解员共同参加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确定一人主持调解。
第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
第二十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要求及理由；
（二）询问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查明事实，分清责任；
（三）规劝疏导当事人，组织商定和解协议。
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可以即时就地调解。
调解矛盾纠纷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调解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核对，由当事人和人民调解员签名或者捺印。
第二十一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徇私舞弊，偏袒一方当事人；
（二）压制、侮辱、处罚、打击报复当事人；
（三）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四）索取、收受当事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五）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六）其他违反调解相关规定的行为。
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予以纠正，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矛盾纠纷，需要书面明确民事权利义务内容或者当事人要求制作调解协议书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简要纠纷事实及争议事项；
（三）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的约定内容；
（四）履行调解协议的方式、地点和期限。
调解协议书应当由当事人、人民调解员签名或者捺印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
调解协议书应当分别送当事人各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
第二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或者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撤回申请以及自行和解的，应当终止调解。
第二十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除当事人不同意公开或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可以在固定场所或者便利当事人的其他场所进行。
第二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矛盾纠纷，一般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完成。
第二十七条 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矛盾纠纷受到非法干涉、打击报复或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当地人民政府及其司法行政、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其提供保护。
第四章 调解协议的履行
第二十八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
第二十九条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有权机关请求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或者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并以此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
第三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违反合法自愿原则的，或者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或撤销调解协议。
第三十二条 以金钱、有价证券为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第三十三条 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的，债务人不履行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十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的案件。
第五章 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与保障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调解工作，履行备案审查、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制度、组织培训人民调解员、总结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经验等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司法所负责。
第三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协调机构，对人民调解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协调、督促。
第三十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业务工作，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培训人民调解员。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将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应当安排适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予以提高；对人民调解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其他相关的必要工作条件。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人民法院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的、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告诉才处理的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的民事案件进行调解，参照本条例。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