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大
重庆市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大
（1997年10月17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第十六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作物种子工作的管理，保证种子质量，维护农作物品种选育者和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推广应用良咱，促进农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作物种子，是指粮食、棉花、油料、糖料、麻类、烟草、蔬菜、茶叶、水果、桑树、药材、牧草、花卉、绿肥、食用菌等作物的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食用菌菌种等繁殖或种用材料。
农作物种子（以下简称种子）类别分为育种家种子、原种、良种。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加工、经营、使用与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种子发展规划，鼓励种子科学研究，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采用良种，支持种子事业的发展，对良种选育、引进、生产、经营和推广给予政策扶持，并对在种子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市、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种子工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其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负责种子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 品种选育与审定
第六条 种质资源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有计划地搜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种质资源。
第七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选育农作物品种。市、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主要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和育种技术的研究。
第八条 农作物新品种实行国家和市级审定制度。市审定通过的品种或国家审定通过的适宜本市生态区的品种，可以在本行政区域适宜生态区内种植。
第九条 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本市育成和引进的农作物品种，确定品种的推广区域，进行新品种的登记、编号、命名，推荐参加全国审定的新品种。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成员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从农业、科研、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中聘任
。
第十条 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自然区域合理设置种子试验基地。报审的品种应当经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品种审定所需经费列入市级财政预算。
第十一条 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在收到申报材料15日内作出受理或有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对于受理的品种，应当在一年内完成审定工作。
报审品种应具备的条件，按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对审定通过的品种应发给证书，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农作物品种权的申请、审批和保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执行。
第十三条 审定未通过的品种，如选育单位或个人有异议时，可申请复审一次。
第十四条 审定通过的品种在生产利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市农作物品种审定会委员应当提出停止推广的建议，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公布。
第十五条 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的品种不得宣传、推广、经营。
在区域试验中表现突出的品种扩大试验需要繁殖种子的，应当报经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市、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指导新品种的应用，实行品种种植区域化，定期进行品种更换和种子更新。
第三章 种子生产
第十七条 生产商品种子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商品种子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播种前一个月向生产所在地市、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持证进行生产。《种子生产许可证》应载明生产地点、作物种类、品种、面积、用途，有效期。
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杂交亲本种子、常规原种种子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生产药材、牧草商品种子的，还需先经市、区、县（市）药材、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同意。
第十八条 生产商品种子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繁殖种子的隔离栽培条件和无检疫性病虫害的种子生产基地；
（二）有合格的种子生产专业技术人员；
（三）生产的种子是经市审定通过的品种或国家审定通过适宜本市生态区的品种；为市外生产本市未审定通过品种的种子，应当有生产合同和外省证明该品种已审定通过的有关文件；为国外代繁种子，应当有预约生产合同和检疫合格证书；
（四）对所生产的种子能提供可靠的田间检验结果。
第十九条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生产计划，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地计划统一制定，市、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公司按计划组织生产。科研、教学育种单位可以生产本单位选育、通过审定并纳入当地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计划的种子。主要杂
交亲本种子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进行统一提纯、统一繁殖。
第二十条 生产商品种子应当严格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按世代繁种，建立生产档案。生产档案应当保存三年。
生产档案应当包括生产地点与地块环境、前茬作物、亲本种子来源与质量、技术负责人、田间检验记录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 扶持和建立有生产优势且相对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实行种子专业化生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公司在农村建立的特约种子生产基地，其粮食定购任务由市人民政府核减。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种子风险金，主要用于补偿种子生产中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和种子经营中的政策性风险。种子风险金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物价部门制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章 种子经营
第二十三条 经营商品种子实行许可证制度。凡经营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申请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凭证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种子经营许可证》应载明种子经营地点，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及有效期等项目，并实行年检。
经营主要农作物杂产种子、杂交亲本种子、常规原种种子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由所在地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经营药材、牧草种子的，还需先经市、区、县（市）药材、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农户自种自用有余的少量常规种子上市销售可不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农作物常规种子实行多渠道经营。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公司经营。科研、教学育种单位可以经营本单位依据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生产的种子，并纳入当地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供种计划。
第二十五条 种子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合格的种子检验人员和掌握种子贮藏技术的保管人员。
（二）具有与经营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加工、贮藏保管设施和种子质量检测的仪器设备；
（三）具有与经营种子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资金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第二十六条 经营销售包装种子不再分装的，可以不具备前条规定的全部条件，但应当具有相应的资金和营业、贮存场所。
第二十七条 销售的种子应当经过加工、分级、检验、包装，大包装内外应当有标签，小包装应当有标识。标签或标识上载明的项目应当与包装内的种子相符。经过药剂处理的种子，应当标明注意事项。
经营进口种子的应当附有中文说明。
第二十八条 种子经营者应当建立种子经营档案。经营档案内容包括种子来源、精选、分级、药剂处理、包装、贮藏、运输、质量检验和销售去向等内容。种子经营档案应当保存三年。
第二十九条 种子的产购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合同，保证按时交售和收购。禁止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到种子生产基地收购种子。
第三十条 种子价格实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作价原则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共同制定，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据此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当年的购销价格。
第三十一条 跨市调运种子，应当持有《种子质量合格证》和《植物检疫证书》，并向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准运手续。
进出口种子的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种子广告描述的主要农艺性状应当与品种标准一致，不得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适宜种植范围广等笼统性语言或保证。种子广告内容应当经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未经审查同意不得发布。
第三十三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自然灾害发生规律和本行政区域实际用种情况，建立救灾备荒种子的分级贮备制度。
救灾备荒种子的贮备由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用于救实备荒的杂交水稻与杂交玉米种子的贮备数量，市应不低于全市常年用种量的1％，区、县（市）应不低于期常年用种量的5％。杂交亲本种子由市，按不低于常年用种量的10％贮备。
第三十四条 救灾备荒种子贮备应当分品种入库，定期检验，确保种子质量。所需的贮备设施，由同级人民政府补贴。
第三十五条 动用贮备的救灾备荒种子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种子贮备产生的政策性亏损，由同级人民政府补贴。
第五章 种子检验
第三十六条 市、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工作及种子质量纠纷的促裁检验，植物检疫机构负责种子病虫害的检疫工作。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核发《种子检验员证》。
种子生产、经营和贮藏单位的检验人员，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核发《种子检验员上岗证》。
第三十七条 凡生产、经营和贮藏的种子必须进行检验，种子质量应当达到国家标准或市的标准。经营的种子应附有《种子质量合格证》。
禁止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
第三十八条 持有《种子检验员证》或《种子检验员上岗证》的检验人员负责签发《种子质量合格证》，并加盖种子检验员专用章。
第三十九条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有权对生产、经营和贮藏种子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抽检。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抽检时，应当出示《种子检验员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其执行公务。
当事人对抽检结果有异议时，可以向上一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申请复检一次，上一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予受理。
第四十条 种子经营买卖双方对经销的每批种子，应当共同取样封存，各自保留样品，以备复检和发生质量纠纷时使用。封存样品保存到该批种子用于生产收获之后。
第四十一条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需使用达不到国家或市的质量标准的种子时，应当经用种地区、县（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二条 农作物品种选育者和种子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植物检疫法律、法规规定，防止危害性病虫草害的蔓延。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种子生产基地从事病虫害接种试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没收种子，并处以违法所得二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一）无《种子生产许可证》生产商品种子或未按《种子生产许可证》指定的作物种类、品种、地点、面积生产种子的；
（二）无《种子经营许可证》经营种子或未按《种子经营许可证》指定的经营地点、经营方式、经营范围经营种子的；
（三）经营的种子没有包装标识或标签的；
（四）伪造、涂改包装标识、标签或检验数据的；
（五）未按本条例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或生产、经营档案内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推广、经营未经审定通过品种的种子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可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收购种子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所收购的种子，并处以购种金额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种子冒充合格种子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吊销《种子经营许可证》；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未经审查同意，发布种子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三条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在种子生产基地做病虫害接种试验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试验，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可并处种子损失二倍以内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证明，给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种子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限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17日
试论国家官员的隐私权
作者：许亮
内容摘要：隐私权是公民（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官员一方面作为自然人，其隐私权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国家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的私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这就存在有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本文着重对两种权利冲突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这种冲突表面上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而实质上更多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的结论。因此，法律应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应将国家官员与一般自然人相区别，给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并不是完全否认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法律对国家官员的那些与政治生活或公众利益完全无关的隐私应给予与其他自然人同等的保护。
关键词： 国家官员； 隐私权； 知政权； 限制； 保护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非法侵害他人因私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加害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还可能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自然人的隐私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②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在我国，近几年来逐渐增强的法律意识使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个解决方法上的观念变化，再加上人们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格权的精神和气氛感染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本身就很欠缺，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就需要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对国家官员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尽一致，本文中国家官员是指在那些按照法律设立、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的机构中的由公共财政支付薪金和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的人们，并不局限于《国建公务员条例》所指的公务员的范围。
一、 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利益的大小予以平衡和解决。
（一）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分析
只有正确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正确的处理问题。我们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的理解，影响到我们对这种冲突的处理。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的知政权时，国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国家官员的隐私时，可能对公众的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
按照我国的法律，政府官员向由于其它公民相同的隐私权（法律并没有明文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法院不仅可以受理由国家官员提起的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诉讼，而且还会做出原告胜诉的判决。隐含在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理解是，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理解表现在，在法律中，国家官员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隐私权，法律从没有特别的提及官员的隐私权。这样造成的结果时，处理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等同于处理公民的知情权与另一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法律和法院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这种冲突时为两种权利或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把冲充途中的各方——一般公民和国家官员作为私法或民法上的主体来看待，把这种冲突看作是两种私法或民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理解，忽视了国家官员在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也忽视了公众知政权在民主政治种的意义。
本文认为，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表面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表现为两种司法或民法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冲突的背后蕴含着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一，从冲突的一方，即公众的知政权来看，这是一种根本的民主权利。所谓民主政治，简言之，就是同意的政治，治者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在公共论坛上形成的主流意愿应当是由多数公民基于正确的信息而形成的意愿汇集成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一届政府或官员的命运应当最终决定于这种主流意愿。明智的同一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的，只有足够的信息——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信息，而且包括官员的行为、品质、发展历程等私人信息——才能保障做出准确、明智的判断。另外，虽然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它来源于公众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等基本情况。这是公众知政权的主要内容。公众知政权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
第二，从冲突的另一方，即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看。国家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行使或活动，他的行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是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这些行为是对其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和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基本上可以划分开来的。从利益的角度而言，官员的行为可以分为公益行为和私益行为，公共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公共利益，自身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私人利益。但这两种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官员的公益行为也可以促进私人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官员由于担任公职，从事公益行为而能够获得薪金。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隐私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
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国家官员以官员的身份行事时，他是国家公权力的化身。在这些行为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正面的与反面的，不管官员本人是否愿意将其披露出去，都应该可以被公众所知悉。官员的这些与共权力行使直接向联系的隐私，已经彻底变性，本质上已经不是民法所要保护的隐私了。因此，尽管表面上还表现为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本质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问题不甚明显的是，对官员的与其公共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予以披露所引起的公民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能否被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披露官员在某次私人交往中贪图便宜、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有过不诚实行为。对这些隐私的披露所引起的纠纷是否可以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与被披露者的公职的适应性有着直接或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体现在公共权力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和体现在自身权利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在私人事务方面处理他人钱财是不够诚实，这一事实对于决定它是否具备掌握公共财政的适应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私生活方面贪财而自私的人同样可能在公共行为中体现这种个性；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的人可能无法全心身的投入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动用公共权力来为他的放纵生活创造条件或用公共财政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所以，一个官员的私人品性和信息经常具有公共意义，其私人领域中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私人品德可能影响公共权利的行使。
主要是基于两种场合下的一致性这种认识，公众不仅需要知悉官员职务行为中直接涉及到的“隐私”，而且需要知悉他们私人行为中的一些隐私，以判断他们是否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后一种需要尤其体现再选举官员的情形中。对公职候选人的适应性的判断不仅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而且包括对展现在私人行为中的私人品德的判断。③因为有这两种判断的需要，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中的隐私的权利，而却有知悉官员部分私人领域中的隐私的权利。虽然因私作为官员的私人利益是应当受当保护的，但不恰当的保护或过于宽泛的隐私权范围不仅会影响到公共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而且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对本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及这一结论的意义
所以就总体而言，公众的职政权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所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种冲突具有两重性质，它含有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又含有两个民法或私法主体的利益冲突的性质。这里的“一定程度”是随着国家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大小、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程度的高低而定的。掌握权力越大，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的程度越高，这种冲突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反之，则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但是可以这样说，任何官员在这种冲突中，都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包含着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尽管这种对峙与冲突是以公众的知政权与官员的隐私权的名义进行的，在外观上表现为两种权利的冲突。
将公众的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主要的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首先有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在更深广的背景之下更清楚的透视问题的底蕴所在。其次，可以充分的说明公众的知政权相对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说是更重要的权利，是价位更高的权利。因为如果仅在一种权利与另一种之间，在一个公民的知政权与另一个公民的隐私权之间，我们无法先验的、泛泛的判定一种权利比另一种权利更重要，而只有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才能够发现公众知政权优先性更准确的含义。第三，这种理解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两权相冲突的背后之实际力量的悬殊。一般公民于国家官员相比，其力量一般是弱小的，而后者的力量一般是强大的，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并拥有获取社会信息的有效手段，个体公民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力量悬殊在我国尤为显著。而仅仅局限于权利与权利之间冲突的理解则可能掩盖了这一悬殊。这样理解的最终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以适当的原则来调整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建构有关制度安排的适当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技术。
（三）对公众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冲突的平衡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当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首先倾向于对公众知政权的保护，除非纠纷所涉及到的官员的隐私与其所担任的职务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或者对其担任职务的适应性不应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担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④正是因为官员的品德、能力、健康等个人情况不可避免的对其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影响，他们的私事就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其隐私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这种隐私以不具有纯粹的个人私事的根本属性，也不再成为隐私权保护的对象。总之，这些主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公众知政权进行倾斜保护和对官员的隐私权进行限制。
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笔者在强调法律应重点保护公众知政权和限制官员隐私权时，无意于说要全盘否认官员享有隐私权。官员的那些与其执行的公职没有关系，或者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的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另外，即使官员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发生冲突，法律也不是一味的限制隐私权，而是同时考虑两权尽可能的协调，以及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所谓两权的协调，主要是指隐私权被公开的范围只要能达到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即可，不能无限制的扩大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官员隐私的时候不要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所谓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是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可以公开官员的隐私，但这一隐私的公开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以及维护与官员隐私权相冲突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其它权利，同时法律也不能完全忽视对官员隐私权可能和必要的保护，法律在二者之间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机制。
二、 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不应绝对化。必须首先承认官员的隐私在整体上是受法律保护的，只有在具体的案件或事例中，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官员的这一隐私是否与其与所担任的公职的适应性有影响或直接间接的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承担证明自己这以北公开的隐私与其所担任公职、执行的公务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举证责任，或者说官员应首先证明这一隐私完全属于纯粹的私人领域的范畴。
第二，对不同级别或不同种类的国家官员在限制其隐私权的问题上应有所区别。因为国家官员的种类或级别不同，其职务、权力、待遇及对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对他们隐私权的限制理应有所区别。总的来说，经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全国性官员，对其隐私权应做较多的限制，而经考试录用的一般官员（文官），对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主要领导干部，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一般干部，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级别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官员，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于级别低、权力小、收入低的官员，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⑤
（二）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的主要情况
这些法律保护受限制的隐私的共性在于他们会对官员所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得这些隐私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不再具备隐私的这一根本属性，因此这些隐私一不是真正的隐私，是不能成为法律保护对象的。这些具体情况有：
第一，未经其本人事先同意，可以公开其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基本情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开，则应作为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于国家官员来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公众了解官员，进而判断其是否适合所任公职的前提，它是公众知政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国家官员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隐私可以公开。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在生活中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很难让公众相信其适合担任某项公职。
第三，对国家官员的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及其来源可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对官员财产的公开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获取公众的信任。官员可以取得高收入，但必须进行财产的登记和申报，并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
第四，国家官员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的接受公众和新闻界的监督。这些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这些行为理应有充分的透明度，随时让社会公众能知悉相关的真实情况。
三、 对国家官员隐私权应有的保护
本文一再提到，虽然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官员所处国家公职的特殊性，应对官员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但并不能绝对化的理解为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相反，国家官员的部分隐私权仍应与其它公民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分隐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官员所任职务或执行的公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完全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其隐私的本质没有因官员的身份而发生变化。同时，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隐私所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职位越低，其个人私事和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护的隐私的范围也就越大。概括起来，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应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第一，国家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官员的住宅属于其私人领域，他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对于官员的住宅，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强行侵入和随意侵扰的。这不仅是官员本人应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与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第二，国家官员的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监视监听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其对象是什么人，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官员在公开场合或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出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形外，是应被公众所知悉的，但对于其私生活则不应监视或监听。
第三，国家官员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通信秘密和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然人隐私权中的重要内容。官员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败、道德和政治丑闻，则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四，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
第五，其它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仍受法律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