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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行政征用补偿制度/高凌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09:13:30  浏览:963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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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行政征用补偿制度

高凌华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要:从理论界有纷争的行政征用展开,着重分析了行政征用补偿的特征及其法律制度的不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行政征用 行政征用补偿

An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System
Gao ling-hu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expropriation in dispute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 I analys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administrative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and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on perfecting our country's administrative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Key word: administrative expropriation; administrative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一、 对行政征用行为的概述
为了更好的理解行政征用补偿制度,本文先行对行政征用作一阐述。我国学术界对行政征用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广义的行政征收包括行政征用、行政征收、行政征调等。即把行政征用看作是行政征收的一种类型,认为行政征用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之目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律规定取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的单方行为。①(二)、行政征用系指国家通过行政主体对非国家所有的财物进行强制有偿的征购和使用。目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上。此外,还有国家对文物的强制征购,行政机关对船只的强制租用等。②(三)、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目的,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强制转移相对人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并给予合理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③(四)、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的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④笔者认为,上述前三种观点均能基本把握行政征收行为的实质,但各有缺陷。第一种观点把行政征用作为行政征收的一种,实际上以字面表述、而不是以本质内容来归类。行政征用与行政征收有共同特征,如:公共目的性、强制性、法定性、可诉性。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更加显而易见:行政征用是有偿的、相对人是不可预知的,而行政征收则正反之。另外,上述三种观点中行政征用法律关系中客体的范围较窄。行政征用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物,⑤智力成果⑥以及劳务。笔者比较赞同第四种观点。此观点从本质上对行政行为进行定义,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其特征。
二、 行政征用补偿制度
行政征用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征用行为使被征用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补偿责任的制度。其本意在于“对于因公益之必要,经济上蒙受特别牺牲者,为调节之补偿,以实现正义公平之理想,而期法律生活之安定”,以“为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之调和”⑦行政征用补偿的理论基础有多种,特别牺牲说⑧逐渐占主导地位。该说认为,国家本来有使人民负担义务的权力,人民有服从国家命令的义务,但如果是特定人承受了并非一般的负担而受特别牺牲时,国家应给予补偿,这合乎正义公平的原则。行政征用补偿是行政征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立法水平、执行状况直接决定了行政征用制度的成功与否。我国有些行政征用制度常因补偿内容的不易执行而有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⑨便充分说明了行政征用补偿的重要性。
(一)、行政征用补偿的特征
第一、 政征用补偿是由行政主体合法的行政征用行为而引起的。这与由违法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不同。这是对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被剥夺权利或被限制权利者的损失补偿及利害调整。
第二、 政征用补偿的对象是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的合法权益所遭受的特别损失。在行政征用补偿中,只有特别损失才可以补偿,而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都可请求行政赔偿。
第三、 行政征用补偿是行政主体公法上的义务。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物中,使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承担了别人没有承担的义务,遭受了损失,是与“社会义务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原则相违背的。因而,行政主体要承担行政征用补偿的义务。
(二)行政征用补偿的原则
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行政用补偿制度,从而也形成各自不同的原则,有“正当”、“公平” 、“公正”“、合理”等补偿原则。法国实行全部、直接、物质补偿原则。日本则实行“正当补偿”原则。美国按征用时市场上的公平价值补偿,这种市场价值,不仅包括征用时的使用价值,而且包括被征用财产的最佳使用价值,即财产因其开发潜力所具有的“开发价值”,体现为一种对于“预期利益”之保护。⑩在我国实践中,有“相应补偿”或“适当补偿”的规定。补偿标准较低,补偿利益小于损失利益,这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是给予更充分、更完全的补偿,同时又能配置资源,监控权力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笔者认为行政征用补偿应遵守下列原则:
第一、 平合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被剥夺或被限制权利者受到的特别损失予以尽可能补偿。同时,应采取灵活的态度,使用不同的标准。如,征地建图书馆和建豪华别墅可采用不同的标准。后者标准可高一些。
第二、 偿直接损失原则,指行政征用补偿仅补偿与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损失。如,因专利权被征用而不能专有专用的损失是直接损失。由于房屋拆迁被安置到离上班地点较远的地方居住,拆迁户因此增加了上班途中的时间和车票费用,这些损失被认为是间接损失。
第三、 补偿物质损失的原则,即行政征用补偿不包括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损失,只补偿财产上的利益损失。这是因为行政征用行为是合法的且为了公共目的,不同于对行政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的行政赔偿。
第四、 补偿实际损失原则,即行政补偿只对已发生或将来一定发生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不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损失。
(三)我国行政征用补偿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征用制度在我国建立较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陕甘宁地区地权条例》中已有规定。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较为系统的有关行政征用补偿的专门法律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征用补偿的不足之处有:
第一、 政征用无宪法依据。以宪法文件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并适当限制的原则,是近代工业国家一致的做法。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人民私有财产,如无合理补偿,不得被征用为公用”;日本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意大利共和国宪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的有偿征收之“。而我国“重征用轻补偿或无补偿”的宪法模式,被建国后至今的四部宪法无一例外的采用。11尽管我国早已建立行政征用补偿制度,但却无宪法依据。
第二、 专门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规定分散在单行的各个法律中,致使补偿标准有很大差异,且不稳定。这样容易出现各个补偿规定的不协调性甚至排斥性,从而危害法律的可预见性和权威性。另外,一些法律、法规中的补偿标准十分模糊,可操作性很差。这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便很大,其行使权力便会因无界限而无休止。权力的无休止行使带来的是权利的被侵犯。
无专门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还导致无补偿方式的统一规定。以金钱补偿为主,其它形式为辅是各国通行的补偿方式。如,法国,除货币补偿外,还出现实物补偿方式(如,为家庭耕作土地被征之家庭成员提供同样条件和设备的土地)我国也有金钱补偿、实物补偿、返还原物、安排就业、支持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等形式。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补偿方式,体现了补偿的灵活性的优点。但是,对不同领域中相同或相似情况出现不同方式的补偿,或者对不同或相差悬殊的情形予以相同的方式补偿,也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第三、 行政征用补偿程序混乱。我国无序征用的现象较普遍。12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用行为均为无程序控制,或仅有非常简单的规定,如《戒严法》规定:“实施征用应当开具征用单据”。没有程序保障的地方,不会有真正的权利保障,13程序的混乱不清会造成权力的滥用,会加重人治色彩,从而权利会被侵犯的机率增加。一般的,行政征用补偿应先由当事人事先经协商达成协议,先补偿,后实施征用行为。
第四、 行政征用补偿救济手段不完善。此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司法救济被排除在救济手段之外。当事人发生争议后,主要通过行政系统内部解决,法院一直不予受理。有很多纠纷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后,当事人仍对复议结果不服,但状告无门,目前,此状况亟待改变。一是因为法院对此类案件置之不理,不仅不利于保护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的权利,也不利于监督行政主体行使权力,从而不符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二是因为我国已是WTO成员国,我国必须遵守WTO协议。成员国的立法要设定向司法当局起诉的权利。如果行政机关做出最后裁决后,法院不能再复议,这显然和WTO的规定相矛盾。
(四)完善我国新政征用补偿制度的建议
本部分针对上部分中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中的问题做出对应的建议。
第一、 善宪法中的征用补偿条款。我国宪法应借鉴国外宪政的经验,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征用”条款,并着重突出“补偿规定”,从而为行政征用补偿确立宪法依据,明确基本原则。因为行政征用补偿是关系到基本权利的问题,理应由宪法来作规定,因为宪法是保障权利、限制权力的法。
第二、 定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在宪法相关规定的指导下制定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或者在统一系统的行政征用法中转辟一部分规定补偿问题。这样,把本来各个零散的补偿规定集中到一块,便于条文之间的衔接和立法精神的协调,使补偿标准更明确,补偿形式更合理,更能防止出现漏洞或发生冲突。
第三、 使行政补偿有序化。源于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自然公正这一普通法的古老立法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法哲学基础。它在普通法中确立了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其中一个是: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14我国行政征用补偿也应遵循这个重要基本规则。因为我国目前仍没有把听政程序作为补偿过程中的重要程序,具体权利的不到落实,权力滥用不能很好的被管制。我国应对补偿的制定过程,补偿的具体执行过程,告知补偿的救济途径等都作明确的规定,改变以往条款上的笼统抽象与无序。
第四、 应把司法救济作为重要的行政征用救济手段。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行政征用补偿经过复议后,如果仍不服复议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适用调解原则,调解不成,人民法院应当做出判决。15

作者简介:高凌华(1976--- ),女,山东潍坊人,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
通讯地址:华东政法学院2031# 高凌华
邮编:200042

① 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② 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③ 刘东生,《行政征用制度初探》,《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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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打副书记打出了什么?
杨涛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五马镇党委副书记李宝坤因在镇党政扩大会议研究计划生育专项清理问题时,对尚未核实情况的所谓清理户上报持反对意见,该镇党委委员黄某公然对李进行殴打。主持会议的镇党委书记朱某对此采取放纵态度,致李宝坤被打成轻伤。目前,黄某因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当地检察机关公诉至法院。(《法制日报》2月1日)
在党政扩大会议上,党委委员公然殴打副书记,而且是以下犯上,情节恶劣是无以伦比,这一打,打出了个官场众生相:
打出了个官员为追求政绩不择手段丑相。政绩对于官员的升迁太重要了,每个官员无不重视这政绩。追求政绩无可厚非,但是要脚踏实地,真正为群众办事,然而现在却在官场兴起一种弄虚作假、瞒上欺下的虚报政绩不择手段的风气,不少官员身体力行,诸如“天安门”式的办公楼之类政绩处处流行。于是,这个镇党委委员、负责张楼村工作的管理区书记黄某不管是谁,即使是分管其的副书记反对其虚报,影响了其政绩,也敢于大打出手。可想而知,如果群众、一般干部要是反对,那其不知要猖狂到什么地步。
打出了个官场“暴力文化”丑相。以往在官场,官员之间还能表面上做到文质彬彬,进行“文斗”而不“武斗”。一些官员也许跟一些黑道的人接触频繁,或者本身出身就不是很干净,崇尚暴力。君不见,如今一些地方官场也是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使用暴力除去其政治对手或举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广东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和阳春市财办副主任、市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启菊雇凶企图谋杀该市市长曾威斌未遂;福建省福州市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谋害正局长;江西安义原县委书记陈锦云杀害前任案;怕正直的下属揭了自己以权谋私的老底,河南平顶山市政法委原书记李长河雇凶谋杀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吕净一。有了这些“前辈们”的熏陶,黄某也就敢于光天化日下使用武力了。
打出了个“上粱不正下粱歪”的官场歪风的丑相。打人事件缘于计划生育清理上报数字造不造假问题,但记者采访谯城区计生委主任时,他却说,去年在计划生育专项清理中,安徽省对包括亳州在内的皖北几个市给予了特殊政策:“只要以前打工者带有一女孩回来过,清理时发现没有办理结婚生育等手续的,可以先临时给女的编个名字,清理上报。哪怕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我不知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如果按这一说法,那黄某还真是造假有理了,真是有歪的政策就有造假的官员。此外还不仅于此,黄某公然殴打分管书记是在镇党政扩大会议进行,主持会议的镇党委书记朱某却放任不管而不加以阻止,这是很明显的纵容,而正是这种放纵,造成了公然暴力相对的事件。这些都说明一些地方存在着上级官员怂恿、放纵一些下级官员为非作歹,使官场一片乌烟瘴气的现象。
黄某因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将面临着刑事处罚,但黄某这一打出的官场痼疾却并不会因此而自然消失,必须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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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西藏的各方面问题,决议如下:
(一)会议完全同意国务院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1959年3月10日举行叛乱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会议对迅速平定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表示敬意和慰问,对积极协助解放军平定叛乱的西藏僧俗各界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表示敬意和慰问。
(二)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不是偶然的。自英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印度为基地对我国西藏地方实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以来,反侵略的西藏爱国人民同被外国侵略势力所收买利用的少数西藏卖国贼之间,就展开了长期的尖锐的斗争,而在中国解放前夜,亲帝国主义分子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集团中是占着优势的。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等待这批亲帝国主义分子的觉悟,对他们采取了宽大的态度,让他们在原地方政府继续供职,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究既往。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同西藏广大人民以及很多上中层人士建立联系,并且获得他们的信任。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卖国贼对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阳奉阴违,继续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阴谋实现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所要求的所谓“西藏独立”,并且发动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这就使得这些卖国贼的罪恶完全暴露在西藏各阶层人民之前,暴露在全世界人民之前。一切理由完全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一切拥扩中央人民政府方针的人们方面。任何对于这批出卖祖国、分裂祖国、背信弃义、杀人放火、灭绝人性的叛匪表示“同情”和企图借机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人,只能使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认清他们的面目,从而获得必要的教训。
(三)在西藏,同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应当坚决实现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妄想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因而积极反对民族区域自治,现在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已经有可能在实行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的同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之下,逐步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和藏族人民的自卫武装,并且开始执行自治职权。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都应当有广大人民的代表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全体官兵,一切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同藏族人民建立最亲密的兄弟关系,艰苦工作,英勇奋斗,为藏族人民的利益服务。
(四)西藏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的惨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甚至那些口口声声“同情”西藏叛匪的人,也说不出他们为什么硬要热心于支持这种落后制度的理由。西藏人民久已坚决要求改革自己的社会制度,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出西藏人民于水火,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奠定基础。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密切团结全西藏各阶层的爱国僧俗人民,区别对待未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参加叛乱而迅速投诚的和坚决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注意保护全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文物古迹。
(五)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国人民大家庭的西藏,是西藏广大人民的西藏,而不是少数反动分子的西藏,更不是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的西藏。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对于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在西藏地区,贯彻地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由广大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当家作主的民族区域自治,贯彻地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主改革,并且依靠各族劳动人民兄弟般的团结和互助,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不但不能阻止这个方针的实现,而且只能加速西藏人民的觉悟,从而加速这个方针的实现。同样,任何外国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对于我国在西藏的这个方针进行干涉,也不能阻止这个方针的实现,只能激起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反对干涉的爱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遵守五项原则,同西南各邻国和平共处,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遗憾地注意到,最近在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中出现了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这种言行不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只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利益。会议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将迅速消除,中印两国之间的伟大的悠久的友好关系将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