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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口供”对刑事侦查的影响与对策

毛立新


摘 要: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刑事案件，即“零口供”案件不断增多，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造成诸多不利影响。面对挑战，公安机关必须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增强科学取证的能力;调整侦查讯问的策略;大力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
主题词：侦查工作 “零口供” 对策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并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动供述。犯罪嫌疑人出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天性，往往可能选择沉默、拒不供述。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即便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人员也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因此，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侦查讯问制度日趋法治化，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刑事案件，即“零口供”案件，必然不断出现并日渐增多。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发案总量居高不下，侦查机关的警力配置、技术装备、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讯问获取口供破案依然是基层公安机关提高破案率的重要途径。实际工作中，基层公安机关仍在沿袭“摸底排队、确认重点犯罪嫌疑人、而后突击审讯获取口供”的破案方法。在这种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据以定案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而且是引导获取其他证据的重要途径。因此，“零口供”案件的出现和增多，必将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一、收集和获取证据的难度加大
犯罪嫌疑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参与者，其供述对于查明案情、引导侦查人员发现和提取证据具有重要作用。如在侵财案件中，往往只有犯罪嫌疑人供出赃物的去处，侦查机关才可能起赃；在杀人案件中，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凶器藏匿处所，侦查人员才可能提取凶器等。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证实其犯罪，或者仅仅在其住所、车辆、随身物品中发现有涉案赃物，需进一步盘查核实时，侦查人员往往特别倚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引导作用。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机关通过口供指引来收集证据的便捷之路将被阻塞，收集证据的难度随之加大。一些证据将无法发现和提取，从而必然导致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将因证据不足，被公安机关放弃追诉。“零口供”加大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性，使得公安机关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尖锐的局面。
二、认定犯罪的证据要求更高
我国现行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口供往往是整个证据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特别在目前“由供到证”为主导的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破案之必要，而且在案件证据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是侦查人员建立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体系的起点和核心。 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从司法实践看，在公安机关向移送检察机关移送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时，一般都要求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便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没有口供，即便公安机关认为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法院站在不同角度也未必认可，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口供情节”。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不惜以变相体罚、刑讯逼供等违法方法获取口供的原因所在。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必将加大侦查机关证实犯罪的难度。侦查机关将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去搜集更多的其他证据，特别是物证,最终建立起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锁链。这在目前公安机关警力不足、装备落后、经费缺乏、侦查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实难完全做到，从而必然导致部分“零口供”案件难以侦破和认定。
三、深挖犯罪的能力受到削弱
加强讯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出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深挖犯罪、挤清余罪”。实践中，通过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指引，往往能够从一个案件出发，深挖出几十起、甚至上百起案件。通过讯问获取口供破案，已成为公安机关对付流窜犯罪、团伙犯罪和累犯、惯犯的重要手段。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开口，“深挖犯罪、挤清余罪”将因失去口供的指引作用而无法实现。结果导致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逃脱法网，相当一部分案件处于隐案状态。特别对于流窜犯，一旦犯罪嫌疑人在传唤、盘查的法定期限内死不开口，侦查机关最后只得放人;对于惯犯、累犯，一旦其抱定“打死我也不说”的信念，深挖余罪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零口供”案件增多，必然导致公安机关侦破积案、隐案的能力大大下降。
面对“零口供”的挑战，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只有不断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提高队伍素质，增强科学取证能力，才能担负起新时期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
一、更新侦查观念，淡化口供意识
要正确认识口供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地位和作用，根除“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树立起全面证据意识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侦查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关于“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侦查人员要坚定信心，改变单纯依赖口供破案的做法，全面、细致、准确、及时地收集和获取与犯罪事实有关的一切证据，特别是要重点收集和运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如物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习惯做法，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 ，杜绝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二、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取证能力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时代，面对新形势，侦查部门必须更新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今后一个时期，公安机关要继续加大投入，推动刑事物证鉴定技术更新换代，逐步将DNA、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实践。同时加强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建立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DNA数据库等项目，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
三、调整讯问策略，巧妙使用各种讯问方法
淡化口供意识，并非轻视口供或者放弃口供，犯罪嫌疑人的自愿、真实供述，对于认定案件性质和事实具有直接作用。因此，当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要具体分析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讯问中，要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合法地取得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同时，大力提倡引入科技手段配合讯问，把测谎技术、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运用于侦查讯问。特别是测谎技术，作为侦查讯问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帮助侦查人员及时排除无辜者、甄别供述的真实性、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值得研究推广。
四、加强侦查人员业务培训，提高侦查队伍整体素质。能否突破“零口供”案件，把“零口供”案件办成铁案，关键取决于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取证能力。因此，必须大力加强侦查人员的业务培训，大力开展岗位练兵，使每名侦查人员都具备强烈的证据意识和高超的取证技能，特别是具备运用科技手段取证的能力。同时，要增强侦查人员运用和组织证据的能力，在缺少口供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支持，来建立起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体系，使犯罪嫌疑人在“零口供”情况下也难逃法网，依法受到惩处。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信用体系的思考


姚志阳
　　

提纲：
　　一、信用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信用体系的必要性。
　　1、从一起纠纷看诚信缺失。
　　2、中国的信用状况。
　　3、诚信危机的成因。
　　三、为信用社会打造法律基础。
　　1、信用是一种权利。
　　2、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遏制失信。
　　3、信用共享呼唤法律基础。
　　4、完善个人信用制度。
　　5、完善与消费信贷有关的法律、法规。
　　6、促成信用开放与共享。
　　四、建立信用体系的内容。
　　1、加强市场主体——企业的信用建设。
　　2、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
　　3、健全各类中介机构的信用体系。
　　4、强化政府信用的导向作用。

　　信用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培养公民的诚信品德是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推进的重大问题。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诚信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能产生现实生产力，转化成有形的财富。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它关系着个人的生存与国家的发展，轻视不得。
一、信用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信用是人类文明的果实。它体现了最根本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与法律意识，它是整个社会交往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换，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没有信用，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行。市场经济需要信用，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诚实守信。
信用是维系商品交换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品交换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劳动产品交换，其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交换双方都是以信用作为守约条件，构成互相信任的经济关系。任何一方不守信用，就会使等价交换关系遭到破坏。市场经济愈发达就愈要求诚实守信，没有信用，就没有有序的市场；没有信用，一切经济活动就难于健康发展。如今，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由于出现信用危机，商品交易行为甚至倒退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状态，信用危机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还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如果市场主体在办理注册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虚假注册，“三无企业”混入社会经济细胞中；如果企业在有关经济活动中故意抽逃资金，拖欠账款，逃废银行债务，恶意偷税欠税；如果企业在退出市场时，做假帐、搞假破产等等，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一种无序的混乱经济。所以，当信用关系遭到破坏时，市场经济赖于存在的基础就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就会出现一片混乱。
信用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诚实守信日积月累就能够形成良好的信誉，而拥有良好的信誉就会在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信誉是无形财富。这种无形财富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甚至比有形资产更为珍贵。一个企业缺少资金，可以借贷；而缺少信用，却无法借贷，只能靠自己痛改前非，慢慢恢复信用。当然，个别不讲信用者可能得益一时，但不可能得益于长久；可能得益于一事，但不可能得益于全部。纵观历史，横看世界，没有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能够长久立足；没有一个不讲信用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也没有一个不讲信用的国家能够兴旺发达。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信用体系的必要性。
　　1、从一起纠纷看诚信缺失。前不久，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了沈阳时代广场酒店在全国秋季糖酒商品交易会期间与河套酒业集团的纠纷。诚信缺失问题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报载，２００２年６月，时代广场酒店与河套酒业签订了２００３年秋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的《会议租房协议书》，就河套酒业租用酒店和宴会厅场地作了明确约定。按照协议约定，河套酒业先后分三次将协议所规定的款项如数汇给了时代广场酒店。之后，河套酒业又分别于２００３年８－９月共四次致函时代广场酒店，告之河套酒业所要使用的房间、会议场地及时间。到了２００３年９月底、１０月初，河套酒业要求进驻酒店布置会场时，时代广场酒店却将原本租给河套酒业的部分用房和场地“一女二嫁”，租给了第三方，并告诉河套酒业，如现在需要场地，只能安排在店内一桑拿洗浴中心进行，别无其它办法。
由于时代广场酒店未事先明确告诉河套酒业这一情况，在此之前，河套酒业已在许多媒体上刊登出新闻发布会、招待会的举办地址，因而，河套酒业无法接受这一突如其来的现实，交涉无果后，通过沈阳市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协调，但依然不能解决。河套酒业于１０月４日上访辽宁省委和省政府，之后，又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时代广场酒店赔偿经济损失１１２万元，并在指定媒体上发表致歉声明。
不难看出，发生沈阳时代广场酒店之风波，其诱因是钱在作怪，其本质是缺乏诚信。河套酒业与时代广场酒店的合同纠纷有待有关部门裁决，但此纠纷留给人们的思考值得重视。诚信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社会无诚信不稳，市场无诚信就难以健康稳定发展。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丧失了财富，可以说没丧失什么；丧失了健康，等于丧失了某种东西；当丧失品德和诚实时，就一切都丧失了。所以，我们应从战略的高度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诚信经济的重要性。
中国作为ＷＴＯ正式成员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在市场规则方面就必须与世界接轨，尽快建立起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秩序。因而，诚信问题就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2、中国的信用状况。
　　目前，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存在极其严重的信用危机。不少企业对诚信的违反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故意违反。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本身就不具备诚信意识，不根据诚信准则行事。为了谋取自己的短期利益在经营过程中自觉不自觉违背了诚信的原则。（2）有些企业自身比较重视诚信，却能容忍其他企业的无信。据有关资料统计，对贿赂客户的容忍率为71.3％，对短斤少两的容忍率为55.4％，对打不实广告的容忍率为55％。这样的容忍度无疑为“无信”提供了温床，助长了无信之风的蔓延。（3）组织诚信与个人诚信的冲突。在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充分、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处于失范的状态，利益失衡。在企业与经营者，企业与职工，经营者与职工，企业与国家，企业与消费者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均存在不平衡。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组织诚信往往会与个人诚信发生冲突，最终既影响个体又影响组织。
　 3、诚信危机的成因。
我国是一个讲究“德”的国度，很早就有“正其道以某其利，名其遭以计其功”之说。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信用危机却表现的如此突出，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是信息的非对称性。交易双方所了解的信息不对称，双方可能了解对自己有利而对对方不利的信息，从而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交易过程中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而且在隐蔽成本小于其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会大量发生。
　　其次，是信用基础薄弱，产权改革不到位。市场主体的自有财产是他们承诺付还债务的信用基础。而在我国的产权结构下，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市场主体处于失范的状态。改革后，各市场主体的经济地位相对独立，但是对国有企业而言，很大一部分还并不是以自己的财产承担债务责任的经济主体，他们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经营管理活动，道德风险也就由此而生。
　　再次，是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时期，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些法律多是粗线条的，法律本身的可操作性以及实际被遵守的程度均与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其结果是诚实信用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于是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各种市场法制规则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部分市场主体个人信用沦丧。最近接连发生“银广夏事件”和“仪科惠光案”都是信用危机的显著体现。更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
　　最后，政府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无信行为。地方政府—方面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常常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而一旦出现问题又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不少政府部门干扰执法，纵容包庇不如期归还债务的企业或个人，特别是本地企业和居民，客观上也助长了这一不正之风。
　　三、为信用社会打造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