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11号
《浙江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2013年1月11日
浙江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保护企业国有资产安全，实现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企业国有资产，是指本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包括国家出资企业及其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
本办法所称的国家出资企业，是指本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第三条企业国有资产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分级管理，实行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管理原则。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并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体制、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式，落实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
第五条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国家出资企业及其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监察、审计等有关部门、机关按照职责，做好企业国有资产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动技术创新和进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国有资本收入及其支出实行预算管理。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年度单独编制，纳入本级人民政府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安排，不列赤字。
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第九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机构（含部门，下同）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特定的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由本级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可以将部分出资人职责委托有关部门、机构履行。
委托履行部分出资人职责的，应当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委托事项、期限和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一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维护国家出资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经营自主权，除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不得向企业摊派费用和索要财物，不得利用股东地位滥用权利以及损害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依法制定修改或者参与制定修改国家出资企业的章程，并将有关章程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三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加强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财产转让、投资、负债、担保、捐赠等活动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损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其受委托履行部分出资人职责的部门、机构不得指定国家出资企业对外提供担保或者捐赠。
第十四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加强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职工薪酬的监督管理，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
第十五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文件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六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情况，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的监督与考核。
第三章国家出资企业
第十七条国家出资企业由各级人民政府确定和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及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国家出资企业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其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二）经营自主权；
（三）对其所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
（四）依法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九条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依法经营，接受有关部门、机构的监督管理；
（二）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三）承担社会责任；
（四）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应当逐步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编制企业年度生产经营、投资、资本运营等全部经营活动的预算报告，落实全过程监控。
第二十一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重大事项，应当实行集体讨论、依法决策，并记录存档。
前款规定的重大事项，按照国家、本级人民政府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二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和企业事务公开，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的工会组织建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应当建立企业债权管理制度和年度举债计划风险评估报告制度，加强企业债权、债务管理。
第二十四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应当建立担保跟踪监测预警制度和捐赠报告制度，加强担保与捐赠管理。
第二十五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应当建立企业年度投资计划分析报告制度，组织开展投资效益分析评价和重大投资项目后评估等动态监测活动，加强投资管理。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的，从其规定。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开展境外（指中国大陆以外，下同）投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投资项目应当进行可行性论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家和驻在国（地区）法律以及相关国际条约。
（二）派驻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应当实行定期轮换，并不得在驻在国（地区）有其他投资和任职。
（三）境外企业产权不得代持；确因驻在国（地区）法律规定需代持的，应当办妥证明代持关系的法律手续。
（四）国家和省对境外投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六条国家出资企业的改制、关联交易和国有资产转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在企业改制、资产重组、清产核资以及生产经营过程形成的不良资产，应当在具有资质的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或者划转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并事先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不良资产的认定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应当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健全相关制度，对企业经济活动和内部控制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监督与评价。
第二十九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应当建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保障企业法律顾问依法开展工作。
企业法律顾问负责处理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中的法律事务，有权对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
第三十条选择和考核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管理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章程的规定进行。依照有关规定由人事管理部门负责选择、考核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从其规定。
选择和考核国有资本参股企业的管理者，应当按照该企业的章程规定执行。
本办法所称的国家出资企业的管理者，是指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十一条考核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管理者，应当按照激励与约束相结合、效益与发展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权利与责任相结合的原则，科学设置对管理者的考核指标及其权重，建立并完善对管理者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
第三十二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管理者，对企业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当遵守企业章程规定，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取得其他非法收入和不当利益，不得侵占、挪用企业资产，不得超越职权或者违反程序决定企业重大事项，不得有其他侵害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者有关人事管理部门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其他企业兼职，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不得兼任经理。
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其他企业兼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不得兼任经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第三十四条国家出资企业实行国有产权首席代表报告制度。首席代表应当就企业产权变动事项和个人履职情况，定期或者专项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告。
前款所称的国有产权首席代表，是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不设董事会的为经理），以及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由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机构指定的人员。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人事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机构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推行国家出资企业外派董事、监事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国家出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第五章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第三十六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照国家、省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指导国家出资企业做好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资产统计等基础管理工作。
第三十七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国家出资企业资产分布和变动情况实施动态监测，并与财政等部门建立国家出资企业资产动态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第三十八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将国家出资企业的资产财务状况和营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统计分析结果。
第三十九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一）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清算；
（二）企业改制；
（三）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或者企业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发生变动（上市公司除外）；
（四）企业转让财产，或者企业出租资产（营业执照载明出租资产作为经营范围的企业除外）；
（五）以非货币财产对外投资或者偿还债务；
（六）接受其他单位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或者抵债；
（七）收购其他单位的资产；
（八）国家、省和企业章程规定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
国有股权之间无偿划转的，可以免予评估。
第四十条从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业务的中介机构，应当依法、客观、公正地开展业务活动，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机构资质条件；
（二）机构设立已满三年，且近三年内无违法从业记录；
（三）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同一经济行为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业务，不得交由同一家中介机构承接。
第四十一条国家出资企业之间、国家出资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发生产权、合同等纠纷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申请调解。
第六章国有资产监督
第四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履行出资人职责情况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接受监督和质询。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情况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和考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审计机关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财务收支进行监督，并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公布企业国有资产状况、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情况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七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法干预国家出资企业经营活动的；
（二）违法向国家出资企业摊派费用或者索要财物的；
（三）违法披露国家出资企业的未公开信息的；
（四）利用股东地位滥用权利，损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八条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九条国家出资企业及其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以外的其他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或者机构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由乡镇人民政府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法律、行政法规对文化、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国家对上市公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本办法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打击刑事犯罪应强调“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
王政
记得少年时我曾看过一部外国影片，片名好像是《赏金杀手》。现在回想起来，影片中演绎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西部。的确，那一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应算是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影片的大概内容是：警察因没有足够能力找到或对付那些杀人成性的恶魔（影片中的坏人），于是就贴出重金招聘职业杀手的“赏金告示”。不用问，悬赏内容肯定是“谁能把悬赏中的坏人杀掉，谁将会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受用一生的大笔赏钱”。恰巧是有人专门喜欢干这种既能得赏金又能“除暴安良”的事情，所以杀人的“赏金告示”一经贴出，就肯定会有人（影片中的“侠客”或“英雄”）大敢地去“接榜”。影片中的故事情节主要就是围绕那些“职业杀手”与“被悬赏对象”之间的较量而展开的，可以说险象丛生、扣人心弦。或许是爱好幻想的天性使然吧，在我后来学习法律的过程中，这部影片竟然一直让我产生一些与法律相关的奇异想法，尤其是关于国家打击刑事犯罪立法的一些想法，且有些想法已经伴随了我好多年。下面，就让我把这些带有“荒诞”意味的想法写出来，也好让大家多一份评判的“笑料”。
几乎人人都存有“以恶报恶”的报复心理，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有良知的社会公民都希望他早日能受到法律的严惩。影片《赏金杀手》给我们导演了一种用“侠客”对付恶人的理想方法。我的一些“荒诞”想法也是产生于以下一些疑问：如国家在打击刑事犯罪立法方面能否真得采用类似影片《赏金杀手》中的“功利主义”做法？国家能否采取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可否采用功过相抵的方式进行解决？……等等。带着这些疑问，就让我信笔由缰地开始“阔论”吧。
一、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赏金杀手》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做法。
其实，古今中外，不管是私人、团体，还是政府、国家，“雇佣杀手”或“鼓励杀人”的做法一直是绵延不绝的。中国《孙子兵法》中就有讲述奖励士兵英勇杀敌的智谋篇章；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也曾有鼓励屠杀犹太人的政策；蒋介石政府也曾出重金悬赏购买过共产党要人的项上人头；民间为了私人恩怨雇佣杀手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尽管同样是杀人的行为，但杀人的具体环境和目的、动机不同，有些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人们一般的伦理观念是：国家、政府、军队或警察以所谓的“国家、民族或公共利益的名义”为了特定的目的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杀人杀多了还可以成为英雄；但对一个普通个人而言，不管其杀死的是一个多么让众人痛恨的坏蛋，其杀人行为都是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当然，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情况显然是一种例外）。也正是因为如是之逻辑，由国家或政府去雇佣杀手杀人才具有特殊的意义。想必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功利主义”思想或高明的“治国之道”吧。
大家都非常地明白：自从有国家以来，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的权力即专属于国家或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由其权力代理人（国家官员）来组织实施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官员们（包括代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皇帝、总统等）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让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受到法律的严惩，在让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让一些无辜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形势严峻时，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造成国基不稳。聪明的统治者总是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的，在他们认识到民众和非政府力量的重要性后，通过悬赏方式放手发动群众或利用民间力量来制止犯罪行为（主要指叛乱行为）之蔓延自然就被看成是明智之举。这样务实的方式很显然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等于国家或政府充分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以最低的代价实现了社会的稳定。
一般而论，传统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应包括行为和规范两方面内容：1、人是有理性的，“避苦索乐”或“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2、人除了具备理性，还具有自由意志，人能够凭借理性和经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3、个人或团体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总会进行必要的利弊权衡或取舍的，即“两利相存权其重，两弊相交取其轻”。4、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在制定法律或政策时应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二、国家立法应如何体现或遵循功利主义的思想原则
具有近代“刑法之父”美誉的贝卡利亚说过：“人的幸福是欢乐和痛苦，要是我们能运用数学公式来计算人生善恶的话，好的立法是把人引向最多幸福和最少痛苦的一种艺术”。至于在立法方面如何体现功利主义思想，应当说西方思想家杰米利•边沁（以下称“边沁”）说的最透彻。边沁认为：法律的本质内容，即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及其价值的改变。关于法律本质，应当引入“趋利避害”的功利原则作为立法时必须遵循的准则。衡量和估计所订立的法律是符合还是违反功利原则，要通过对苦乐的详细计算来加以判断。具体而言，应当从三个方面去考虑：1、看法律的假定行为，对任何人究竟苦胜于乐还是乐多于苦。如果是苦胜于乐，那么对人们就不利，就是违反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如果是乐胜于苦，那么对人们就是有利的，当然也就符合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了。2、看法律假定的内容是否依次遍及所有关系人，也就是说要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加以衡量。3、看法律规定内容所反映受利人与受害人的人数比例而定。如果受利的人多于受害的人，就是符合功利原则的；反之则违反功利原则，这样的法律就应当舍弃。边沁认为：既然法律是由国家所制定的，而法律的目的又在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在立法的时候，在决定和分配人们权利与义务的时候，必须以全体国民的快乐为基准。当然，对于制定的法典，还要从形上考虑法典的完整性、普遍性、简洁性、准确性、结构严谨性等诸多要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便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贝卡利亚和边沁都认为：1、犯罪必须被看成是对于社会的危害，评判犯罪的唯一正确标准是其危害程度。2、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重要。惩罚只有在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为了预防犯罪，必须颁布和改善法律，以获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3、刑罚与犯罪必须相适应。当某人已下定决心要实施某一特定犯罪时，通过苦乐计算，使他不要造成比达到其犯罪目的更多的危害，这样可尽可能地把犯罪遏制在最低发案率水平上。
三、我国刑事立法在遵循功利主义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
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一些共性东西，任何一国在制定打击刑事犯罪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时是不可能不考虑功利主义原则的，只是考虑方面不同或程度深浅不一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自然也不例外。对我国刑事立法已经考虑到的方面在此就不赘言了，下面只就考虑不足之处做些必要简析：
（一）片面强调国家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作用，对社会力量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我们相信警察是万能的，不准许私人侦探机构合法存在，不注意充分发挥民间智慧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2、对刑事案件的侦破，没有采用广泛的“悬赏政策”，没有制定关于刑事案件检举、侦破及抓捕方面的普遍推行的悬赏制度，不利于通过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的方式减少犯罪分子逃脱制裁的可能性。3、不够重视媒体在预防和揭露犯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对许多大案要案禁止媒体进行报导。4、片面强调刑事案件证人的作证义务，不注视对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度建设，不能有效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对人类本能或天性的东西认识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定的法律可能保护或纵容犯罪。主要表现如：1、将行贿和受贿同时作为犯罪处理，让行贿人因惧怕法律制裁而不敢举报受贿人犯罪，受贿人因其行为得不到行贿人举报的有效制约而强化了其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2、没有建立自首和主动认罪与量刑的交换制度，对自首和认罪者往往处于重刑，强化了犯罪人死不认罪和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3、对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的同案犯（严重刑事犯罪除外，如共同故意杀人等）有自首及重大立功表现者没有采用“既往不咎”或“功过相抵”的刑事政策，不利于瓦解犯罪团伙或其成员结盟的意愿，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没有充分利用人性“相互戒备”和“趋利避害”的心理来减少和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或认识不够科学，立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欠缺客观公正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1、我们没有强调把犯罪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性自身的不完美和社会自身存在的缺陷，而是片面强调犯罪者本身的过错。2、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者的客观现实”，对犯罪行为发生，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应承担首要责任的道理（许多严重犯罪事件，往往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受害人找不到合法救济、宣泄或伸冤途径酿成的）。3、我们不愿承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打击刑事犯罪的结果往往是对普通民众因生活所迫进行的盗抢行为处以重刑，而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和贪婪地聚敛钱财的政府官员却无可奈何。4、我们不愿承认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国家机关和官员们本身也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制造者和实施者的事实，实际情况应当是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们更需要法律的监督和控制。
（四）在罪犯改造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欠缺有效性，罪犯的改造成功率正变得越来越低。在罪犯改造方面我们改造理论和改造实践同样存在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之处。具体表现：1、我们不从人性、人道、秩序和规则方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说教，而是从国家和政府“施恩”的角度来对被改造者进行说教，这种说教方式难以让被改造者信服。2、我们忽略“人的道德水准具有无法精确评估和测量”的道理，忽略“个人道德水平高低与其社会地位无关”的道理，而是将被改造者看成是一群道德水准低下的人。这种认识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人被判刑入狱，是因为他们触犯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或法律规则，并不表明他们的道德水准低下，相反，某些犯罪者可能具有比社会一般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高低的歧视也往往难以让人信服。3、将不同类别的犯罪分子进行集体关押和共同劳动改造，让那些初犯者和非恶劣品行罪犯接触社会更多的丑陋现象，同时沾染上其他罪犯更多不良的恶习，结果其品行通过犯罪改造行为反而变得越来越差；加上我们一般社会成员对犯罪者的歧视，往往把那些曾经善良的人继续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4、我们不注重通过正当信仰（包括宗教）、隔离反省、文化教育等方式对犯罪者进行心灵上的净化或救助，而更多的是通过铁窗镣铐和劳役之苦来进行思想改造，这实际上不符合“攻心为上”的改造人的“效率”法则。
四、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对统治者而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需要大智慧的，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的，而且现实中采用怎样的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要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作用，创造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求具备以下前提和基础条件：
首先，国家的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机关和司法官员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局限性，必须树立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主导思想。具体的方式如：鼓励社会不同的群众主体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和监控制衡来确立法律规则的权威；注意加强和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比如要强调和发挥私人侦探机构、财务审计机构、社会调查和咨询公司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使这些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中去，并且建立一整套社会中介结构与国家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凡此等等。
其次，我们必须对人的基本天性或本能具有相对客观或科学的认识，尤其是对掌握权力的人，至少不应强调其普遍具有高于一般群众的道德情操，相信其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对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具有符合人性“自私”本能的一面，认识到其最有可能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认识到其对社会违法或犯罪率的上升有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国家和社会监督及管理的对象应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尤其是那些掌握重大权力的人。要知道，普通民众是不具备腐败的资格和条件的。
再次，必须充分认识到官员腐败是产生一切社会痼疾或动乱因素的主要根源之一，国家或社会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或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比如：对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属实者给予重奖（奖金应来源于罚没的犯罪者的私人财产）；打破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行贿者完成行贿行为后如果检举受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受贿证据的，应追究受贿者的责任，行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受贿者完成受贿行为后如果检举行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行贿证据的，应追究行贿者的责任，受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只有在第三者进行检举且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不配合刑事侦查时，才可同时追究二者的责任。总之，必须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算计心理（免除最先检举人或证据提供人责任的方式）减少或拆解行贿者与受贿者结盟的可能。在打击官员腐败的犯罪问题上，推行法定的“功过相抵”制度，对有重大立功表现者，原则上不进行刑事制裁。
此外，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具体措施上，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比如：当控告或检举人在掌握一定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在司法机关不及时作为时（不免除司法机关不作为的责任），可以通过向司法监督机关申请令状（并提供一定金钱担保）的方式以自有资金聘用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违法犯罪证据方面的进一步落实或搜集工作（中介机构在取得令状后，可以申请调动警察出面协助），在犯罪行为得到确认后，检举或控告者可从罚没犯罪人的财产处得到加倍补偿（当然在犯罪得不到证实时，中介机构或申请人对被控告者所造成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加大对诬告、报复或陷害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打击任何形式的报复或陷害行为；对犯罪后逃跑的，国家应采用普遍的悬赏制度抓捕逃犯，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力量来参与打击刑事犯罪等。
最后，必须强调社会人文道德和宗教的作用，强化信息传媒的作用，建立相对独立于政府控制的、互动式的大众传媒网络体系，充分发挥人文道德、宗教、媒体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作用。同时，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必须注意国际间的官方合作和民间合作，减少重大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头目外逃的可能性。
总之，现代社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变得日趋复杂；同时大量的优秀人才不断流向社会进行就业，而不是担任国家或政府官员。这些流向社会的优秀人才可能会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也可能会制造社会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那些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在道德素质和能力方面也并非无可指责，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同样存在着人民群众可以说词的劣根性和局限性，官员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全民利益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如不是这样，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是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理由的）。所以，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稳定有赖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公平的博弈。对打击刑事犯罪而言，借鉴影片《赏金杀手》中的思路，按照能够维护“最大多数人利益”、实现“最大多数人幸福”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去创设各项法律制度无疑是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务实的选择。
2006-9-7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