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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法理学》——《法理学》座谈会琐记
周永坤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3月14日，我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讨论一个《法理学大纲》。因为我对人大（法工委？）主持这一大纲的制定有所耳闻，所以心理上早有准备。尽管如此，当我拿到这个大纲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一惊。这个大纲导论加15章，从体例上回到了1985年之前的“纵向体例”，贯彻了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为纲精神。抱着明知“说了也白说”，但是“不说心有不甘”的心态，我参加了这一座谈会。我“不远百里”来到省城，一下来就不高兴：守卫省委的门卫不让我们的车进，别的车可以长驱直入，心里有一种受歧视的感觉。等我们按照指令停好车再次来到门口时，朋友告诉我，不让进，要里边的人出来领才能进。于是我与同事就递上邀请函，企图说服门卫，谁知还是不让进。等到里边的人来领了，还是不让进，理由是人太多。我想，是把我们当成上访的了。今天我才真正见识到，我们的衙门是多么的难进，我们的官僚是多么地害怕人民。我实在忍不住，和门卫论理，说我们是请来的客人，怎么受到如此对待？正在我发火不参加会议要回家的当口，不知谁说服了门卫，让我们进。事后有朋友批评我：和门卫吵有什么用？是的，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批评的何尝是门卫！

会议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南大、南师大、苏大、河海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的八位教授，其他的是主持座谈的地方干部和课题组的一位教授和两位中央来的干部。主持人讲了知无不言的道理后就正式发言。朋友皆不愿先说，他们“挑唆”我先来。我看到录音设备已经放到我面前，再推显得不礼貌，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讲了四点，一点是关于权力与学术，我认为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是不对的，也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定教材本身应当是学者的事，现在由人大来做，不合适（事后我觉得不是“不合适”，而是不合法，人大没有这个权利）。后面三点是对大纲本身的批评。因为没有发言稿，只记得大意如下。一是关于课程的分工。这个大纲体系庞大，知识庞杂，有许多政治学、宪法学、及社会主义一般观念的学问。我认为可以分解由其他三门课来讲：政治学、宪法学、政治思想与法律基础。二是学术性不足。现在的大纲来看，缺少真正的法理学，没有学术性，都是政治口号。三是法的基本精神的倒退。我认为，在中国，法理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很好，但是，要有法理学。而且，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但这本大纲贯彻的却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例如：第一章就以阶级为标准将法理学分成奴隶社会的法理学、封建社会的法理学、资本主义社会的法理学；在法的本质部分讲资产阶级法学家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在法的起源里讲唯物史观的法的起源论、唯心史观的法的起源论；讲原始社会没有法；讲奴隶社会的法本质与特征、封建社会法的本质与特征、资本主义社会法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法的本质与特征；还在歌颂彻底废除旧法，还在宣传苏联法制的经验，苏联因为它自己的斯大林主义已经被苏联人民所推翻，早已被证明在政治体制上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切虽然没有明说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从阶级斗争在理论中的核心地位、阶级作为法理学的核心概念、将阶级作为分析法的主线来说，毫无疑问它就是阶级斗争为纲。

我讲过后，到会的教授们对这一大纲作了无情的批评。因为考虑到有的同仁可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言论，而且没有经过当事人确认，事后的回忆肯定有不准确之处，所以不说尊名，以英文字母为序名之。X先生认为这一大纲的名称应该叫《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不应叫《法理学》，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性；指出大纲没有吸收法理学近三十年来的成果；学术性不强。Y先生认为大纲没有处理好几对关系：：一般性和特殊性、学术性和政治性、国际性和国内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等。L先生认为，大纲应该体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斗争而是和谐，法理学应当反映时代的需要、任务，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LY先生认为，法理学应当为部门法学提供指导，特别是要分析权利义务，大纲恰恰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大纲太“弱智”，许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水准。S先生则对大纲内容作了全面的“指谬”。XH先生同意大家的意见，并进行了补充。LG先生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扬了大纲体系的宏大。

第一轮发言后，大家进行了简短的补充发言。我提出，要充分注意L先生提出的×工程法理学的定位，它的定位在宣传法律意识形态。基于此，我说，×工程法理学应当叫《法理学导论》，与真正的法理学分开。×工程法理学应当讲大纲的导论与第九章以后的“社会主义”部分。因为我估计学者的意见不可能被接受，通过这一两分法以“拯救法理学”。

这此的会议对我冲击很大。一是同仁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大家都对法理学充满了爱心，热爱自己的学科，这使我感到并看到了希望；二是权力对学术的干预竟然如此的无知与蛮横。L先生指出，×工程是伟大的工程，花钱几千万，都是纳税人的钱，领头的人是些（当然不是全部）多少年来不读书、不研究的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几十年前的。这浪费纳税人的钱。我深以为然。几十年来法理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例如，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的研究、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理解、以人为本的研究等等，大纲统统视而不见。当然我不是说老一代的都不行，如果说老一代的，法理学方面有超出郭道晖的么？为什么不见他？三是我对法理学的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法理学几十年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现在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去了。我觉得大纲没有达到1990年代中期“人大”教材的水准，甚至没有达到维辛斯基的水准，完全是一个新时期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怪胎。我在会上大声疾呼：“这样的法理学教给学生，那是祸国殃民，遗害子孙”。现在，法理学的生存本身存在危机，许多人对法理学存在偏见，认为他不是法学，没有知识。因此，在招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将法理学“入另类”的做法。如果法理学自己不争气，如果照大纲下去，法理学将招不到学生，法理学的学生将无法就业。结果受到伤害的就不只是法理学，而是法学，而是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我呼吁：拯救法理学！

文章来源：周永坤教授“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index.aspx?blogid=180883#comment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信部门有关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
为了规范电信业有关营业税政策，便于征收管理，经研究，现就电信部门“集中受理”和销售有价电话卡等业务如何征收营业税问题明确如下：
一、关于“集中受理”业务的征税问题
“集中受理”业务，也称为“一点服务”，其业务特点是电信部门应一些集团客户的要求，为该集团所属的众多客户提供跨地区的出租电信线路业务，以便该集团所属的众多客户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特定的通信联络。在结算方式上，由一个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代表”）代表本集团所有
客户，统一与“客户代表”所在地的电信部门结算价款，再由“客户代表”所在地的电信部门将全部价款分别支付给参与提供跨地区电信业务的各地电信部门。电信部门以“集中受理”方式为集团客户提供跨省的出租电路业务，由受理地区的电信部门按取得的全部价款减除分割给参与提供
跨省电信业务的电信部门的价款后的差额为营业额计征营业税；对参与提供跨省电信业务的电信部门，则按各自取得的全部价款为营业额计征营业税。
二、关于销售电话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营业额问题
电信部门销售有价电话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售出电话卡并取得售卡收入或取得索取售卡收入凭据的当天，其营业额为向购买方（包括经销商）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对电信部门有价电话卡业务按售卡收入征税后，预收款帐户上积存的预收款可在三年内分期转入营业收入，并按规定缴纳营业税。已纳税营业额高于售卡收入的，已多纳的部分亦可在三年内分期冲减营业额。



200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