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启明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由于举证妨碍行为打破了诉讼双方攻防状态的平衡，阻碍了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开展，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设置了的举证妨碍规则，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对此亦作了相应的规定，民事司法实践中也不乏法官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进行裁判的案例。然而，基于目前成文法方面存在的罅漏与弊端，司法实践常常发生主动或被动违背规则的情形，鉴于此，本文拟从实证角度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举证妨碍规则的理想目标与实践困境
（一）举证妨碍规则的理想目标
对举证妨碍规则的溯源可以探究至280年前英国法院审理的Armony v. Delamirie案件，该案中创设了“所有的事情应被推定不利于破坏者”的原则，[1]这可以看作是举证妨碍规则的朴素的理想追求。目前，虽然各学者对举证妨碍的理论基础持不同意见，但对举证妨碍规则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却有一定共识，主要表现在：
其一，平衡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攻防手段。民事诉讼是一种平权型的诉讼机制，其要旨在于均衡当事人之间诉讼地位及诉讼机会，使双方当事人拥有平等的攻击和防御手段，从而在诉讼中处于形式和实质平等状态。举证妨碍规则正是民事诉讼平衡要旨的集中反映，其目标在于通对妨碍者课以证据法上的不利后果，平复被妨碍者打破的举证均衡状态，维护诉讼攻防手段的平衡。
其二，推进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举证妨碍行为在客观上阻碍了对方当事人正常的举证活动，产生举证不能或举证困难的后果，使待证事实陷入无法查明的真伪不明状态。因此，立法在设置举证妨碍规则之时，其目标不仅要尽量消灭真伪不明的法律状态，而且要有益于推进案件事实真相之发现，最终促成纠纷的迅速妥当解决。
其三，提高诉讼程序的运作效率。为了适应了社会经济生活快速发展和高效运作的要求，诉讼程序必须不断提高效率以作出积极回应，而举证妨碍规则通过消减妨碍者的诉讼利益，达到遏制举证妨碍行为发生的目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诉讼程序的进程，提高诉讼效率。
（二）当前举证妨碍规则带来的司法实践困境
困境表征一：妨碍行为未圆满性导致司法无所适从
在举证妨碍行为的形态或种类上，我国司法解释仅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纳入司法救济范围，而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损毁、隐匿、伪造、篡改证据、拒不提供本人笔迹、妨碍证人作证、妨碍鉴定情形等则未吸纳进来，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与困难。
案例一：甲以周转困难为由向乙借款20万元，并出具欠条一张，双方约定1个月后还款。借款期限届满后，乙向甲追偿欠款并出示欠条，甲趁机撕毁欠条。诉讼中甲承认撕毁欠条的事实，但否认欠条的内容，只承认欠乙10万元。
案例二：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伙企业，甲负责生产经营管理，乙负责技术管理，后因利润分配不均产生纠纷。乙主张合伙企业的年利润约50万元，甲则主张资不抵债，无利润可分。法院组织清算时，甲提供了其一直控制下的财务报表、帐本等，但该财务报表、账本经甲多处篡改，已无法得出真实的清算报告。
上述两案若依严格的规则主义，法官显然无法依《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乙的主张为真实，因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并不能涵盖“毁灭证据”、“篡改证据”的行为形态。在此情形下，“毁灭证据”、“篡改证据”的行为形态超越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法律文义，但法官又不可依此拒绝裁判。
困境表征二：诉争事实未陷入真伪不明导致司法左右为难
从举证妨碍规则的适用条件看，只要存在“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这一情形，即可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然而司法实践中该证据并非关键、唯一证据，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诉争事实不存在的情形比比皆是，此时法官若依《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显然与举证妨碍规则之发现案件真相的理想目标背道而驰。
案例三：甲乙双方因合伙产生纠纷，甲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要求按比例分配利润。乙则辩称甲只是其聘请的职工。诉讼中甲提出乙持有库存产品清点表，该表是双方共同清点并签名的，以此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乙拒不提供库存产品清点表。
案例四：甲、乙双方因履行定作合同而产生纠纷，甲要求乙支付报酬，乙则辩称未收到定作物。甲提供了定作合同及第三人丙签名的收货单（收货单上没有乙公司的盖章），并提出乙持有丙的人事档案，要求其出示所有人事档案，以证明丙为乙的职工。乙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人事档案，但提供了一年前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以及人事关系转移的证明文件。
上述两案中，若依严格规则主义，则因乙存在“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应推定甲的主张为成立。但探究法律之意旨，举证妨碍规则的立法意图在于诉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时，对妨碍者的诉讼利益予以削减。案例三中库存清单即使有甲、乙双方的签名，亦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与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乙拒不提供库存清单并足以导致合伙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案例四中乙虽拒不提供人事档案，但其提供了其他证据材料证明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未导致诉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此时不宜推定甲的主张成立。
困境表征三：负举证责任者为妨碍行为导致司法有法难依
在妨碍行为的主体上，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主体规定为“一方当事人”，而未进一步限定为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该规定导致的司法实践困境是：当“一方当事人”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并实施举证妨碍行为时，依规则的文义解释可推定对方的主张成立，这显然与举证规则之常理相悖。因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不提供所持证据，仅会遭受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对方主张成立。
案例五：甲将其自有房屋出卖给乙，双方约定价格为45万元，签订合同后乙支付了40万元，甲向乙出具收据一张。事后，乙向甲主张房屋所有权，并要求甲交付房屋。甲则主张乙尚有10万元未付，并要求乙出示收据。乙承认其持有甲出具的收据一张，但认为收据记载的款项是45万元，并拒不出示收据。
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此案在形式上显然符合《证据规定》第75条的适用情形，可以认定“一方当事人”构成举证妨碍行为，从而推定甲的主张成立，即乙尚有10万元未付。这一结论与举证规则之常理不符，因为依“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乙方承担其已履行付款义务的证明责任，无法证明时则承担相应的败诉风险，但并不会据此得出“乙尚有10万元未付”的结论。
困境表征四：法律后果单一导致司法举措不定
举证妨碍规则的合理内核在于消除妨碍行为所造成的实质性不利影响，故其法律后果应根据妨碍的方式、程度、主观形态、被妨碍证据可证明待证事实的程度等个案差异灵活处置。各国立法对举证妨碍行为规定了以下几种私法后果：（1）举证责任转换；（2）举证责任倒置；（3）推定主张成立；（4）降低证明标准；（5）拟制自认。[2]我国司法解释对举证妨碍的法律后果划一性地规定为“推定该主张成立”，并未为裁判者留下自由权衡的权力预设空间，法官无法在制度空间内寻求另一个更为妥当的结论。这显然偏离了举证妨碍规则的合理内核，亦造成司法实践中的诸多困境。
案例六：甲将其自有房屋出卖给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后乙不慎将合同原件丢失。双方产生纠纷后，乙起诉主张确认其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并要求甲搬迁。其提供的证据为合同复印件，并称甲持有原件，要求甲出示。甲拒绝出示合同原件。
“法院判定事实则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基础之上”[3]。通常情况下某一待证事实需要多个证据共同组成的证据体系来证明，考察证据体系时不仅要权衡证据的数量、种类、关联度等，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最佳证据规则、排除规则、优先规则、数量规则等证据规则，一旦出现妨碍举证情形就武断推定待证事实成立，显然忽略了其他证据的存在，割裂了证据之间以及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本案要证明乙拥有房屋所有权，除了买卖合同外，还必须具备甲对房屋具有权属的证据、合同已经完全履行的证据，甚至还可能涉及履行产权转移登记的证据等等。
困境表征五：排除规则的模糊性导致司法反复无常
对举证妨碍排除规则的适用前提，我国司法解释界定为“正当理由”，但司法解释并未进一步阐明“正当理由”的内涵和边界，司法实践中以此为借口要求法院排斥适用此条款者有之，以对方无正当理由为由要求适用此条款亦有之，加上裁判者本身对所谓“正当理由”的认知、理解差异，导致司法实践陷入反复无常的困境，类似案件经常得不到类似处理。
案例七：甲公司向乙公司借款10万元，并向乙公司出具了欠条，乙公司财务人员不慎将欠条遗失。乙公司向甲公司索要欠款时，甲公司否认借款事实。乙公司提供了甲公司会计人员的证言，证明收到乙公司的借款10万元并已记入公司帐本。乙公司据此要求甲公司出示帐本，甲公司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出示。
此案争议焦点在于甲公司所称“商业秘密”是否应纳入“正当理由”的范畴？在英美及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中，均规定了相应的排除规则，如美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虽然法院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签发证令状,命令对方当事人开示某一证据材料，但因该证据材料具有秘密的内容而能免于开示，法院不能因此而处以蔑视法庭或违反证据开示的制裁。
困境表征六：适用条件不明导致司法态度暧昧
目前我国司法解释虽已对举证妨碍作了相应规定，但在适用条件上却存在一定的罅漏，其表现主要有二：（1）推定的适用是否以被妨碍方的申请为前提；（2）妨碍方拒不提供证据的时间限制。这两方面的法律空缺，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不能依其意义被妥当适用。
案例八：甲、乙为同居关系，甲（女）在此期间生育一女儿丙，现甲要求乙支付丙的抚养费，乙以丙非其亲生为由拒绝支付。诉讼中甲要求乙配合其进行亲子鉴定，乙予以拒绝。
此案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其一，推定的适用应以被妨碍方的申请为前提，也就是甲必须向法院申请亲子鉴定，法院对该申请采纳后，可责令乙配合作亲子鉴定，如乙无正当理由拒绝亲子鉴定时，法院才可结合其他证据作出推定；其二，甲要求乙进行亲子鉴定，乙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鉴定素材时，即可作出推定，不以被妨碍方向法院申请为必要。
二、 举证妨碍规则的比较考察及对域外经验的借鉴
（一）举证妨碍规则的比较考察——我国成文法的不完备性及其突出表现
英美及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均规定了较为完整的举证妨碍规则，虽然其理论基础有所差异，但在内容上却对行为主体、行为种类、结果要件、适用情形、法律后果均规定甚详，从而确保举证妨碍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顺畅推进。
1、在行为主体上，各国一般规定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为妨碍行为时，才构成证据法意义上的举证妨碍行为。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7条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服从证书的命令……就可以把拒证人提供的证书缮本视为正确的证书。如果举证人未提供证书缮本时，举证人关于证书的形式和内容的主张，视为已得到证明。”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实施妨碍行为的行为人是与“举证人”相对应的对方当事人，也就是说妨碍行为人为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仅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主体规定为“一方当事人”，而未进一步限定为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2、在行为种类上，各国一般将妨碍行为分为作为的妨碍行为及不作为的妨碍行为，其中作为的妨碍行为可细分为三种：一是妨碍书证使用的行为。《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条和《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2款均对此有所规定；[4]二是妨碍物证使用的行为。其例证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公布的医师丢弃手术遗留的棉花纱布案；[5]三是妨碍证人作证的行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将下列两类行为归入妨碍证人作证的类属：a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申请的证人被妨碍出庭或被隐藏。b负证明责任之当事人的相对方明知目击者之住所或姓名但故意隐瞒。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为举证妨碍行为，但该规定未将损毁、隐匿、伪造、篡改证据、拒不提供本人笔迹、妨碍证人作证、妨碍鉴定等行为予以吸引。
3、在结果要件上，各国一般规定必须达到待证事实不能证明或证明困难这一结果，即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82—1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仅规定了行为要件，在结果要件上却存在明显罅漏，似乎只要发生举证妨碍行为，则一律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显然过于武断和草率。
4、在法律效果上，各国均强调妨碍行为的样态与法律效果之间的互动关系，依不同的妨碍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律效果。
（1）当事人拒绝提交书证的，法院可命令其提出，或者认定文书之主张或待证事实为真实。如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5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2）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法院可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事实已经得到证明。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6条规定，对方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或者对法院的要求不作表示，法院应考虑案情和拒绝理由，依自由心证判断当事人所主张事实可否视为已得到证明。
（3）当事人拒绝回答书证的真实与否的，法院可认定当事人承认该证书。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10条规定，当法院要求当事人说明证书真实性而其予以拒绝时，将视为该当事人承认该证书。[6]
（4）当事人妨碍证人作证的，法院可对其课以诉讼上的不利益。根据德国的判例，如果举证责任者申请的证人被妨害出庭或者被隐藏时，法院可斟酌情形对当事人课以诉讼上的不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双方”)，愿在相互尊重主权和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促进在司法和法律领域富有成效的合作；
认识到促进最广泛的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需要；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一方国民在另一方境内，应当享有与该另一方国民同等的司法保护，有权在与该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在该另一方法院进行诉讼。
二、本条前款规定亦适用于位于任何一方境内并依该方法律成立的法人。
第二条
一方国民在另一方境内，有权根据该另一方的法律和程序，在与该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和范围内获得诉讼费用减免。
第三条
双方可以相互交流与实施本协定有关的本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的资料。
第四条
一、双方应当在本协定的范围内，根据本国法律相互提供最广泛的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
二、本协定所指司法协助的范围包括：
(一)送达传票和其他司法文书；
(二)依请求代为调查取证；
(三)承认和执行法院裁决和调解书。
三、本协定不影响双方在其他条约或安排中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一、司法协助请求应当通过双方的中央机关提出。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中央机关为司法部；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方面，中央机关为司法及伊斯兰事务和宗教基金部。
第六条
一、除另有规定外，与司法协助有关的所有官方文件均需由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盖章，司法协助请求应当经请求方的中央机关确认。
二、司法协助请求及所附文件均应当附有被请求方官方语言或英文的译文。
三、如果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方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致无法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处理有关请求，可以要求请求方提供补充材料。
第七条
一、传票和其他司法文书应当按照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程序送达。在不违反被请求方法律的前提下，也可以按照请求方希望采用的特殊方式送达。
二、根据本协定送达的传票和其他司法文书，应当被视为已经在请求方境内送达。
三、本协定第五条的规定不影响一方在不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通过其外交或领事代表向处于另一方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传票和其他司法文书的权利。送达目的地国无需为此种方式的送达承担责任。
第八条
送达传票和其他司法文书的请求应当说明受送达人的名称、职业，居住地或营业地等所有资料，以及拟送达的文件清单。如希望采用特殊方式送达，亦应当在请求中说明。
第九条
一、被请求方不得拒绝根据本协定提出的送达传票和其他司法文书的请求，除非其认为执行请求将损害其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
二、被请求方不得因请求中未充分说明所涉案件的法律依据而拒绝送达。
三、如果送达请求未被执行，被请求方应当立即将原因通知请求方。
第十条
一、被请求方主管机关根据其相关法律和规定送达有关司法文书，不得向请求方收取费用。
二、按照请求方要求的特殊方式执行送达时，不得违反被请求方法律，而且请求方需支付此种送达的相关费用。
第十一条
一、被请求方主管机关的责任应当仅限于将司法文书和文件送交被送达人。
二、送达应当以受送达人签字和主管机关出具送达回证予以证明，送达回证应当说明受送达人的姓名、送达日期和送达方式，以及在未能送达时，不能送达的原因。
三、经受送达人签字的送达回证应当通过中央机关转交请求方。
第十二条
一、一方的司法机关可以按照本国法律规定，通过请求书请求另一方的主管司法机关就民事和商事案件调查取证。
二、为本协定之目的，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包括：
(一)获取证言；
(二)制作、鉴定或勘验有关的文件、记录或物品。
三、调查取证的请求书应当说明：
(一)提出请求的司法机关或其他主管机关的名称；
(二)调查取证所涉诉讼的性质和所有必要情况；
(三)诉讼当事方的名称和地址；
(四)需调取的证据；
(五)需被询问人员的姓名和地址。
四、如果有必要，请求书应当附有拟向证人或其他人员提出的问题清单，或对拟询问的事项的说明，以及与前述证据或证言有关的文件。
第十三条
根据本协定规定进行的调查取证的司法程序，应当与请求方主管机关调查取证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
第十四条
一、被请求方主管机关应当根据本国法律执行请求，并采用本国法律允许的方式和程序调查取证，包括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
二、在不违反本国法律和实践的前提下，被请求方应当按照请求书中明确要求的特殊方式或程序调查取证。
三、调查取证的请求应当尽可能予以迅速执行。
四、请求方要求时，应当被告知进行调查取证的时间和地点，以便相关当事方或其代表可以到场。如果请求方要求，上述信息应当直接通知已知在被请求方境内的有关当事方或其代表。
五、如果请求已经被执行，应当将证明已经执行的必要文件和相关证据送交请求方。
六、如果请求全部或部分未予执行，被请求方应当立即通知请求方并说明原因。
第十五条
一、被请求方仅可以在下列情形下拒绝执行调查取证请求：
(一)执行请求不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能；
(二)执行请求将损害其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
二、被请求方不得仅以其国内法规定对诉讼事由具有专属管辖权或不承认对该事项提起诉讼的权利为由拒绝执行请求。
第十六条
一、被请求方不得因执行请求和调查取证而要求请求方支付任何名目的费用，但被请求方有权要求支付以下费用：
(一)支付给证人、鉴定人或译员的费用；
(二)旨在确保非自愿作证的证人到场作证的费用；
(三)因采用请求方要求的特殊程序而产生的费用。
二、如果执行请求明显地需要超常性质的费用，双方应当协商决定可以执行请求的条件。
第十七条
一、双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承认和执行另一方法院作出的民事、商事和身份裁决，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裁决。
二、本协定所称裁决，不论其名称为何，系指双方的主管法院在司法程序中作出的任何决定。
三、本协定不适用于保全措施或临时措施，但与支付生活费有关的事项除外。
第十八条
不动产所在地法院有权确定与该不动产有关的权利。
第十九条
对于不动产以外的诉讼，一方的法院在下列情形下具有管辖权：
(一)提起诉讼时，被告在其境内有住所或居所；
(二)提起诉讼时，被告在其境内有工商业经营场所或分支机构，或从事赢利活动，且诉讼与上述活动有关；
(三)根据原告和被告间明示或默示的协议，引起诉讼的合同义务应当或已经在该方境内履行；
(四)在非合同责任中，侵权行为系在该方境内发生；
(五)被告已经明示或默示接受该方法院的管辖权；
(六)如果一方法院根据本协定对主要争议有管辖权，则其对采取临时措施的申请也具有管辖权。
第二十条
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一方法院根据本协定审查另一方法院的管辖权时，应当受裁决中说明的据以确立管辖权的事实的约束，除非裁决系缺席作出。
第二十一条
如遇下列情形之一，裁决不应被承认和执行：
(一)裁决不是终局性的，或不具有执行力；
(二)裁决不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
(三)裁决所支持的诉讼请求违反被请求方现行法律，或与被请求方的宪法原则、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相悖；
(四)违反了被请求方关于无行为能力人代理权的法律规定；
(五)裁决系缺席作出，而缺席方未按其本国法律规定获正当传唤；
(六)被请求方法院正在审理相同当事方之间的同一标的诉讼，该诉讼在被请求方法院提起的时间先于其在作出裁决的法院提起的时间，且被请求方法院有权审理并做出决定；或被请求方法院已承认了第三国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标的的诉讼作出的终局裁决。
第二十二条
承认和执行裁决应当适用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程序。
第二十三条
一、被请求方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主管司法机关应当仅限于确认裁决符合本协定规定的条件，不得审查案件的实质问题。
二、如果本国法律有此项要求，被请求方主管司法机关在执行裁决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按照与在其本国境内作出的裁决相同的方式公告裁决。
三、如果裁决可予部分执行，可以就裁决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作出执行的裁定。
第二十四条
承认和执行裁决的请求应当附有下列文件：
(一)裁决的正式副本；
(二)证明裁决属终局和具有执行力的文件，除非裁决本身已说明此点；
(三)如果属缺席裁决，能够证明败诉方被合法传唤的经证明无误的传票副本或其他文件；
(四)证明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已经得到适当代理的文件。
第二十五条
一、一方法院根据本国法律就当事人之间的有关争议制作的调解书，在其内容不违反另一方的现行法律、宪法原则、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前提下，应当在另一方境内予以承认和执行。
二、请求承认和执行调解书的当事人应当提交调解书的正式副本，以及由法院出具的证明调解书的履行状况的文件。
第二十六条
承认和执行法院裁决和调解书的申请，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被请求方的主管法院提出。
第二十七条
被承认和执行的裁决在被请求方境内应当与被请求方法院作出的裁决具有相同效力。
第二十八条
因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所产生的任何分歧，如果双方中央机关不能达成协议，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九条
一、本协定须经批准，批准书应当互换。协定自双方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日生效。
二、一方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协定自作出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终止，但协定终止前已经开始的程序不受影响。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作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解释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
张 福 森 穆罕默德·纳海拉·扎海里
(司法部部长) (司法及伊斯兰事务和宗教基金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