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还通过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和解程序等制度来维护被害人的经济权益，但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获得法律帮助权、诉讼代理人的介入时间及其阅卷权等关键性权利的限制和缺失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新刑诉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更为倾斜，进一步造成了当事人双方的权益保障失衡。新刑诉法首创的上述一系列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也很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充分维护其经济权益。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通过法律框架内的机制完善和制度创新加以解决。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确立了人权保障原则，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的人权保障，为此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还通过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和解程序等制度设计来维护被害人的经济权益。但从总体上看，新刑诉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更为全面、深入，进一步造成了当事人双方的权益失衡，新刑诉法首创的上述一系列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也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充分维护其经济权益，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亟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本文拟从新刑诉法对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不足之处以及完善建议三个层面就如何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展开深入探讨。
一、新刑诉法关于强化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
（一）增加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
新刑诉法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96刑诉法）的基础上，更多地赋予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积极参与诉讼的权利，主要表现为：
1.赋予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权及相应的复议权
96刑诉法确立了被害人对于参与案件办理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参与法庭审理的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具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还有权申请复议。但上述规定只赋予被害人本人具有申请回避权和复议权，这意味着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其行使上述权利。为了使被害人更好地行使上述权利，新刑诉法增加规定诉讼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2.赋予被害人向检察院陈述意见的权利
根据96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是否听取了意见是难以审查的，这一规定往往流于形式。为保障被害人的上述权利，新刑诉法增加规定，检察机关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时，必须记录在案，对于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交书面意见的，必须附卷。
3．赋予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的相关诉讼权利
根据96刑诉法确立的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的一系列诉讼权利。新刑诉法还进一步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中有权申请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有权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从而更好地保障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的相关权利。
4.赋予诉讼代理人及时获得判决书的权利
根据96刑诉法规定，法院有义务在宣告判决后五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及时收到判决书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影响到其请求抗诉权等权利的行使。为此，新刑诉法增加规定，一审判决书除送达被害人外，还必须同时送达诉讼代理人。
5．赋予诉讼代理人对司法机关阻碍其诉讼权利行使的申诉、控告权
96刑诉法颁布实施后，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司法机关阻碍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行使相关诉讼权利的情况，这对于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益是非常不利的。为此，新刑诉法特别规定，诉讼代理人认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
（二）为保证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确立了一系列措施
1．建立并完善了查封、扣押、冻结加害人相关资产的措施
对犯罪人的涉案资产及时予以固定，以防止其转移资产，是保证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的重要措施。为此，96刑诉法第114条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应当扣押，但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不得扣押。但这一规定引发了两个问题，一是并未涉及勘验、搜查的其他侦查活动中，往往也需要及时扣押涉案财物，二是扣押严格来说只是适用于可移动的动产，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房屋等不动产，就必须予以查封而非扣押。新刑诉法第139条对此作出了完善，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应当查封、扣押。
96刑诉法第117条还规定，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犯罪嫌疑人的资产早已不限于存款、汇款，还可能包括债券、基金、股票等。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有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愿意积极配合公安、检察机关查询、冻结涉案人的相应资产，这一情况在涉及跨省查询和冻结时尤为严重。为此，新刑诉法第142条规定，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2.增设了财产保全措施
如前文所述，我国96刑诉法逐步建立并完善了查封、扣押、冻结加害人相关资产的措施。但是上述措施都有一个预设前提，就是相应资产必须是与案件有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资产与案件有关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除非有证据证实相应资产是被害人的被侵占财物，或是犯罪人非法处置被害人财物后转换形态获得的资产，或是用于犯罪活动的本人财物，否则就只能视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资产，如果没有办法查明涉案资产的下落，犯罪人的所谓合法资产又无法予以查封、扣押、冻结，就很难保证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在财产型犯罪中，犯罪人原本就是以侵财为目的，在实施犯罪的同时，往往会以各种方式销毁犯罪痕迹，要证明犯罪人的相关资产就是涉案资产，面临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果经查明在客观上有条件予以查封、扣押或冻结的相关资产是犯罪人正当所得的合法财产，但其非法侵占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挥霍或转移，此时若对其合法财产部分不能采取相应的权利限制措施，同样会不利于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为此，新刑诉法第100条规定，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检察院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这一规定首次将民法上的财产保全措施借用到刑事诉讼领域。这意味着，财产刑犯罪中的被害人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对与案件无关的犯罪嫌疑人其他财产也能予以查扣和冻结，从而尽可能保证经济赔偿的实现。
3．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在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因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等原因致使案件无法审理的，该如何处理其涉案财产，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权益也极易受到损害。为此，新刑诉法专门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其中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在逃匿后经通缉一年仍不能到案的，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除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外，其他利害关系人也有权申请参加诉讼。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相关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上述裁定提出上诉。
（三）通过刑事和解程序确立了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协议赔偿的原则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司法实践中都普遍出现了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直接签订经济赔偿协议，被害人表示对加害人予以谅解，检察机关据此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或是在起诉后提出从轻处罚建议的做法。新刑诉法首次将上述做法吸收进来，单独设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根据这一规定，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财产型犯罪被害人可以与加害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直接达成经济赔偿协议，检察机关可以据此决定不起诉或者在起诉后向法院作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二、新刑诉法对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不足
（一）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不足
1．仍未明确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被害人是否都具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根据96刑诉法的规定，只要是有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就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却将物质损失限制为人身权利受到侵犯以及涉案财物本身受到毁损所产生的物质损失，前者仅仅限于暴力犯罪，而后者只包括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极少数罪名。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财产型犯罪的被害人被剥夺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直接违反了96刑诉法的规定。事实上，正是为了克服这种明显的违法嫌疑，在此次新刑诉法修订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明确提出要将刑诉法中关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由“因犯罪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表述修改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以图为司法解释的相关限制作合法化的背书，但这一意见在新刑诉法的定稿中并未予以采纳。[1]而另一方面，新刑诉法也不愿意直接否定上述司法解释的内容，采取了回避问题的立场，仍旧沿用了96刑诉法的相关表述。新刑诉法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刑事审判参考》发布了相应的指导性意见，认定上述司法解释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仍然有效。[2]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被害人事实上被剥夺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的局面并未改变。
2.被害人仍然无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如前文所述，新刑诉法仍然沿用了96刑诉法的规定，明确被害人只能就物质损失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刑事被害人有权获得的经济赔偿范围远小于民事侵权行为中可以获得的赔偿范围。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则进一步规定，即便被害人另行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其赔偿范围也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财产型犯罪中的被害人来说，追缴返还和责令退赃的范围同样也仅限于物质损失。
（二）在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方面具有明显不足
1．新刑诉法造成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在获得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失衡
为体现保护人权的宗旨，新刑诉法大幅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其中第3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首次确立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机制。但是，新刑诉法却没有同样建立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财产型犯罪中的个体被害人，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拮据的被害人，在被犯罪嫌疑人非法侵占财物之后，经济陷于困境，根本没有能力聘请诉讼代理人，其自身由于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其相关诉讼权利完全不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对其权益的维护。新刑诉法的上述规定，显然没有能够认识到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具有同样的司法需求，并造成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相关诉讼权利的失衡。
2.新刑诉法造成诉讼代理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权利失衡
（1）诉讼代理人介入诉讼的时间明显滞后于辩护律师。
新刑诉法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从96刑诉法规定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至侦查阶段，即犯罪嫌疑人从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从侦查开始阶段就有权向犯罪嫌疑人询问相关案情，并向其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但新刑诉法对于诉讼代理人介入诉讼时间却没有作出相应调整，也就是说，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才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这进一步造成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权益的失衡。对于财产型犯罪中的被害人来说，由于关键的追赃等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侦查阶段决定的，所以诉讼代理人介入时间滞后会对其造成不利的影响。
（2）诉讼代理人没有查阅案卷材料的当然权利。
新刑诉法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还对辩护律师阅看案卷材料的权利作出了调整，将％刑诉法中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阅看技术性鉴定材料和法律文书修改为可以阅看所有的案卷材料。但新刑诉法却没有相应规定诉讼代理人是否也有权和辩护律师一样阅看所有案卷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颁布的2012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6条明确规定，诉讼代理人要阅看案卷材料的，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许可。这就意味着诉讼代理人并没有要求阅看案卷材料的当然权利，其是否能够阅卷，决定权在于办案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许可才能阅卷的规定，往往就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诉讼代理人的阅卷请求将很难获得同意。也就是说，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仅仅相当于辩护律师之外的公民辩护人，甚至还不如96刑诉法中辩护律师所具有的阅看部分证据材料的权利。显然，新刑诉法单方面增加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却对被害人的对应权益维持不变的做法，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权益失衡。
（三）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获取法律文书的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保障
新旧刑诉法皆规定，起诉书应当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却没有规定必须同时送达被害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起诉书应当由法院送达当事人，按通常理解，当事人应当包括被害人，但该解释却同时规定起诉书应当一式八份，增加一名被告人的，增加五份起诉书，并没有为送达被害人留出充分余地，而且96刑诉法本身也没有规定要送达被害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只是将起诉书送达严重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但在财产型犯罪中，尤其是对于涉众型财产犯罪，法院很少会将起诉书送达或以其他形式告知被害人。关于判决书的送达，虽然96刑诉法就已明确规定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害人，新刑诉法还进一步要求同时送达诉讼代理人。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一旦发生死亡、失踪、改变居住处所等情形的，其本人或其近亲属往往就无法及时获得判决文书。而在财产型犯罪中，由于被害人无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因此判决书需送达诉讼代理人的新规定对于大多数财产型犯罪被害人来说也缺乏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被害人已死亡的案件，新刑诉法规定其近亲属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因此其近亲属也理应具有获得相关法律文书的权利。但由于新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未明确是否应当将起诉书送达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不愿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被害人的近亲属。由于无法及时获得这些关键性的法律文书，对财产型犯罪被害人维护其诉讼权益也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四）新刑诉法对于自诉程序的制度设计凸显了被害人提起自诉面临的困难
新刑诉法首次正式明确了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在于被害人，但同时新刑诉法却只规定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检察机关应当把案卷材料移送法院，没有规定被害人是否有权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拒绝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查阅案卷材料，使被害人难以知悉完整的案件情况，而新刑诉法非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通过明确被害人的举证责任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机制下，被害人想通过自诉的形式来维权是非常困难的。
（五）财产保全措施的制度设计不利于被害人充分行使权利
如前文所述，新刑诉法首次设立了财产保全制度，这使得对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资产系涉案资产的情况下，仍能对该资产采取控制措施，这对于维护被害人的经济权益是有利的。但是财产保全措施的制度设计却存在着明显缺陷，在将来的司法实践中很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充分行使其权利。其缺陷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被害人难以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采取保全措施必须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根据民诉法，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必须要提供相应财产作为担保。对刑事被害人来说，因为加害人的侵财犯罪行为而遭受了财物损失，在这一损失还没有得到弥补的情况下，若要申请对加害人的财产予以保全，就得要另外拿出相对应的财产作为担保，这对于被害人来说当然是很难接受的。对于因为侵财犯罪行为而陷于经济困境的被害人来说，要让其另外再拿出相应资产作为担保，更是不现实的。显然，新刑诉法在制度设计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刑事被害人与一般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不同情况。其二，财产型犯罪被害人无法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除了法院可以决定采取保全措施外，只有检察机关或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才有权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如前文所述，大多数非暴力财产型犯罪被害人都被剥夺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不可能具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资格。而从新刑诉法的立法本意来看，上文所指的由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请，主要是为了解决贪污、受贿等犯罪中国家或公共利益面临损失时的申请主体问题，而不是由检察机关代个体被害人申请。即便检察机关可以为不能提起附带民诉的财产型犯罪被害人代为申请，还需要面对检察机关是否同意为其提出保全申请的问题。而且如前文所述，提出保全申请时必须要提供担保，在被害人未能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很难为其提出保全申请。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制度设计未充分考虑被害人的权益
如前文所述，新刑诉法还首次设立了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但是，这一制度设计同样存在着可能不利于被害人行使权利的明显缺陷。
其一，没收程序可适用的案件范围过小。新刑诉法首先界定了可以适用没收程序的案件范围，即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这就意味着，非重大的财产型犯罪中的被害人，即便面对犯罪嫌疑人逃匿和死亡，并且留有相关涉案资产的，仍然无法通过没收程序获得财产权益的保障。从新刑诉法列举的两类案件类型以及限定为重大犯罪的范围界定就明显可以看出，没收程序的制度设计从理念上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其重点在于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时如何予以弥补的问题，个体被害人从中获得的利益只是附带给予的好处。正是因为没有以保障个体被害人利益为核心来设计没收程序，才会产生重大财产犯罪中的被害人可以具有相应权益，而大多数普通财产犯罪中的被害人（其个体财产损失可能比重大财产犯罪中的某些个体被害人的损失额更大）却没有被赋予相应权益这一明显不公的局面。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保监会令（2005）3号 2005年11月18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保障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及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保险机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外国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保险从业人员、其他组织和公民（以下简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当事人违反有关保险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应当依法查处，并依法作出下列行政处罚：
（一）警告、通报批评；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
（四）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五）限制业务范围；
（六）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
（七）责令停业整顿；
（八）吊销保险许可证；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实施前款所列的行政处罚，应当遵循本规定的程序。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三条 中国保监会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正、公开；
（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适用依据正确，处罚适当；
（五）程序合法。
第四条 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五条 当事人对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因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六条 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第七条 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的执法职能部门负责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调查，提出处罚意见；法制部门负责审核处罚意见的合法性和适当性，组织听证。
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保险机构，是指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本规定所称保险中介机构，是指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机构和保险公估机构。
本规定所称保险许可证，是指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经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和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
第二章 管辖
第九条 派出机构负责对辖区内下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保险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一）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二）保险中介机构。
前款所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异地实施保险违法行为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派出机构管辖。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派出机构应当及时通知实施违法行为的保险机构所在地的派出机构。实施违法行为的保险机构所在地的派出机构应当积极配合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十条 派出机构负责对辖区内下列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一）擅自设立保险公司的；
（二）非法从事商业保险业务活动的；
（三）擅自设立保险中介机构的；
（四）非法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或者经纪业务活动的。
派出机构对上述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参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派出机构实施下列行政处罚的，应当报中国保监会批准：
（一）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处以20万元以上、对其从业人员处以5万元以上罚款；
（二）对保险中介机构处以10万元以上、对其从业人员处以3万元以上罚款；
（三）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和责令停业整顿；
（四）吊销保险许可证，经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除外。
中国保监会应当自收到派出机构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 两个以上派出机构对同一保险违法行为都有管辖权的或者保险违法行为地难以查明的，由最先查处的派出机构管辖。
两个以上派出机构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应当报请中国保监会指定管辖。
第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可以直接查处派出机构管辖范围内的保险违法行为，也可以委托派出机构查处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保险违法行为。
派出机构接受中国保监会委托查处保险违法行为，需要作出行政处罚的，应当由中国保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 重大、疑难的行政处罚案件，派出机构可以报请中国保监会决定。
第十五条派出机构发现所查处的保险违法行为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派出机构。受移送的派出机构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不得自行移送，应当报请中国保监会指定管辖。
第三章 立案与调查
第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依据职权进行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或者依据投诉、检举等途径发现、查处保险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除依照《行政处罚法》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以外，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执法职能部门发现当事人违反有关保险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依法应当受行政处罚的，应当立案查处。
第十八条 保险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保险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保险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据保险信访投诉制度对保险违法行为进行检举和投诉。
第二十条 中国保监会及派出机构的信访机构应当自收到投诉、检举材料之日起15日内进行初步审查，并按照下列方式予以处理：
（一）认为不存在保险违法行为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投诉人或者检举人；
（二）认为有违法事实需要追究行政责任，且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及时将材料转交执法职能部门；
（三）认为有违法事实需要追究行政责任，但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告知投诉人或者检举人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
第二十一条 执法职能部门收到投诉、检举材料，认为有违法事实需要进一步调查的， 应当立案查处。
第二十二条 执法职能部门应当自发现或者知道违法事实之日起7日内立案，立案应当填写《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由部门负责人批准，决定立案或者不予立案。
情况紧急来不及立案来不及立案的，应当在调查取证或者依法采取有关行政措施后及时立案。
第二十三条 对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执法职能部门应当在决定立案之日起3日内指定案件调查人员。
调查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四条调查人员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并依法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检查。
第二十五条 调查人员调查取证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中国保监会或者派出机构执法证件。
未出示执法证件进行的调查和取证无效。
第二十六条 执法职能部门可以委托其他派出机构协助调查、取证，但必须出具书面委托证明，受委托的派出机构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执法职能部门可以聘请资信良好的会计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参与调查，但必须要求其出具专业报告。
第二十七条 调查人员调查案件，应当充分收集证据。
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证人证言；
（四）视听资料；
（五）当事人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调查笔录和勘验笔录。
上述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第二十八条 调查人员可以询问当事人及证人。询问应当个别进行。询问前应当告知其有如实陈述事实、提供证据的义务。
询问应当制作《调查笔录》，《调查笔录》应当交被调查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笔录如有差错、遗漏，应当允许其更正或者补充。经核对无误后，由被调查人逐页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调查人员应当在笔录的最后签名。被调查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二十九条 调查人员可以要求当事人及证人提供证据材料或者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其他材料，并由材料提供人在有关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在材料上注明。
第三十条 调查人员应当收集、调取与案件有关的原始凭证作为书证。调取原始证据有困难的，可以复制，复制件应当标明“经核对与原件无误”，并由出具书证的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一条 调查人员对有涉嫌违法的物品进行现场勘验时，应当有当事人在场，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当事人拒绝到场的，应当在《现场勘验笔录》中注明。
第三十二条 调查人员在查处保险违法行为过程中，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应当填写《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审批书》，并由执法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批准。
第三十三条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应当签发《先行登记保存证物通知书》，填写《登记保存物品清单》，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并加封中国保监会或者派出机构先行登记保存封条，就地由当事人保存。
登记保存证据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损毁、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第三十四条 对于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调查机构执法职能部门应当在7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五条 抽样取证，应当有当事人在场，并开具物品清单，由调查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六条 案件调查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终结。
重大疑难案件经执法职能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调查时限，但延长时限不超过30日。在延长时限内仍不能完成案件调查的，由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或者派出机构负责人决定是否继续调查。
第三十七条 案件调查终结，执法职能部门应当制作《案件调查报告书》，报部门负责人批准。《案件调查报告书》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调查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证据；
（三）提出给予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不应给予行政处罚或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建议；
（四）相关依据。
第三十八条在调查过程中，执法职能部门发现违法事实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规定的程序，向司法机关移送。
第四章 权利告知
第三十九条 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职能部门应当自部门负责人批准《案件调查报告书》之日起5日内，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四十条 告知应当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执法职能部门可以直接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也可以委托当地的派出机构代为送达。
当事人应当在送达回执上签收；拒绝签收的，由送达人记明情况。
受委托的派出机构应当将送达的情况及时通知执法职能部门，并将有关文书、材料及时送交执法职能部门。
第四十一条 无法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的，由执法职能部门以中国保监会或者派出机构的公告形式告知。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自签收《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起10日内，或者自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发布公告之日起30日内，未行使陈述权、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权利。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要求陈述和申辩的，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起10日内，将陈述和申辩的书面材料提交中国保监会或者派出机构。当事人有特殊情况，经中国保监会或者派出机构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提交陈述和申辩的书面材料的期限。
执法职能部门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认真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执法职能部门应当予以采纳。
执法职能部门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四十四条 执法职能部门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有改变的，应当重新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
第五章 听证
第四十五条 执法职能部门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一）对法人处以20万元以上的罚款或者对分支机构处以10万元以上的罚款；
（二）对个人处以2万元以上的罚款；
（三）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四）限制业务范围；
（五）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
（六）责令停业整顿；
（七）吊销保险许可证；
（八）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章规定可以要求听证的其他处罚。
第四十六条 《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的送达，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自接到《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
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陈述和申辩。当事人选择陈述和申辩的，执法职能部门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复核。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以口头形式提出听证的，执法职能部门应当记录当事人的听证要求，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
当事人可以要求执法职能部门提供记录的复印件。
第四十九条 执法职能部门应当在当事人要求听证之日起3日内告知法制部门，并将案卷一并移送给法制部门。
第五十条 法制部门应当自收到执法职能部门移送的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材料之日起3日内确定听证主持人。
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员由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案件调查人员不得担任听证主持人。
第五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听证公正进行的。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应当说明理由。听证主持人应当将当事人申请报告本部门负责人，由本部门负责人决定其是否回避；本部门负责人担任听证主持人的，由机关负责人决定其是否回避。
第五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程序中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
（二）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或者终结；
（三）询问听证参加人；
（四）调取并审核有关证据；
（五）维护听证秩序，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员进行警告，情节严重者，可以责令其退场；
（六）提出案件听证之后的处理意见；
（七）中国保监会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五十四条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程序中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公开、公正地履行主持听证职责，保证当事人依法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和质证权；
（二）保守听证案件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不得徇私枉法，包庇纵容违法行为。
第五十五条 听证记录员在听证程序中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及时送达当事人及相关人员；
（二）应当认真、如实制作听证笔录；
（三）保守听证案件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五十六条 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是听证参加人。
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
（二）亲自参加听证或者委托一至二名代理人参加听证；
（三）就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事实、证据和依据进行申辩；
（四）就案件的证据向调查人员及其证人进行质证；
（五）听证结束前进行最后陈述；
（六）审核听证笔录。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和其他听证参加与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时参加听证；
（二）依法举证；
（三）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
（四）遵守听证秩序。
第五十九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自接到执法职能部门移送材料之日起7日内确定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并制作《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连同执法职能部门移交的有关案卷的证据、依据及其他有关材料的复印件，在举行听证7日前送达当事人。
听证主持人应当在举行听证7日前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送达其他听证参加人。
第六十条 与听证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可以申请参加听证。
第六十一条 当事人委托他人代理参加听证的，应当向听证主持人提交由其本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及权限。
第六十二条 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参加听证，向听证主持人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
第六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可以通知与听证案件有关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参加听证。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要求公开听证。听证公开举行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办公地点先期公告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案由、听证时间和地点。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不公开举行听证的案件，听证主持人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不公开听证的理由。
第六十五条 听证开始前，听证记录员应当查明听证参加人是否到场，并宣布以下听证纪律：
（一）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发言、提问；
（二）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录音、录相和摄影；
（三）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听证参加人不得退场；
（四）不得大声喧哗，不得鼓掌、哄闹或者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
第六十六条 听证主持人核对听证参加人身份，宣布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员名单，告知听证参加人在听证中的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
当事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由听证主持人宣布暂停听证，依照本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六十七条 听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宣布案由；
（二）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行政处罚的依据和建议等；
（三）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就调查人员提出的违法事实、证据、行政处罚的依据和建议进行申辩，并可以出示无违法事实、违法事实较轻，或者减轻、免除行政处罚的证据材料；
（四）经听证主持人允许，案件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就有关证据相互质证，也可以向到场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五）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六）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六十八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延期举行听证：
（一）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无法到场的；
（二）当事人临时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
（三）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第六十九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听证主持人可以中止听证：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调取新的证据或者需要重新鉴定、调查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二）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无法继续参加听证的；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继人；自然人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死亡，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或者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听证的；
（四）其他应当中止听证的情形。
第七十条 延期、中止听证的情形消失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恢复听证，并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七十一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听证主持人应当终止听证：
（一）当事人撤回听证要求的；
（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
（三）当事人死亡或者解散终止满3个月后，未确定权利义务承继人的；
（四）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改变，毋不需要举行听证的；
（五）其他应当终止终结听证的情形。
当事人撤回听证要求的，听证记录员应当在听证笔录上记明，并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七十二条 听证记录员应当如实、全面地记录听证的全过程，听证主持人和听证记录员应当在听证笔录上签名。
听证笔录应当经当事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当场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听证记录员应当在听证笔录上记明情况。
第七十三条 听证结束后，法制部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听证报告书》，连同听证笔录、案件材料，上报机关负责人审批。
第七十四条 《行政处罚听证报告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案由；
（二）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的姓名、名称及其他情况；
（三）听证的时间、地点、方式；
（四）听证的过程；
（五）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
（六）对拟实施行政处罚的意见及处理意见。
第七十五条 行政处罚意见应当应当以听证过程中经双方质证的事实和证据作为依据。
第六章 行政处罚决定
第七十六条 执法职能部门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书》和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情况拟定《行政处罚决定书》，连同调查报告、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意见及其他有关材料送交法制部门审核。
第七十七条 法制部门应当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并制作《行政处罚案件法律审核书》，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的，同意执法职能部门报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或者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
（二）定性不准、适用依据不当或者处罚不当的，建议执法职能部门改正；
（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建议执法职能部门重新调查；
（四）程序不合法的，建议执法职能部门补正；
（五）超出管辖权范围的，建议执法职能部门按有关规定移送。
第七十八条 法制部门应当根据《行政处罚听证报告书》和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情况起草《行政处罚决定书》，报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或者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
第七十九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名称以及作出决定的日期。
第八十条 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或者派出机构负责人应当对《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审查，并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
第八十一条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中国保监会或者派出机构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前款规定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由中国保监会另行规定。
第八十二条 行政处罚决定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的印章。
第八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或者派出机构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个月内，将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在中国保监会的机关网站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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